编印的第一本诗词集：《风尘集
，通过分析，文章中得出以下结论：据考证《风尘集》就是编印的第一本个人诗词集诗词集的名称应为《风尘集》，而不是《风沙诗词》或《风沙集》诗词集应是1935年12月至1936年1月之间在瓦窑堡编印的，而不是在延安收录的诗词篇数应为7首或17首，而不是70首印数极少这一说法是可信的。以下为文章摘编： 2011年在延安举办中国诗词研究会年会，陕西有两位与会代表问我：在延安时有没有编印《风沙集》？因我尚未认真探讨过这件事，不能作出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答复，只是说我在文稿档案中没有发现《风沙集》的任何线索，希望他们从西安、延安保存的中共文献资料中作些探索。从此，我开始关注这件事。我认为，经过战争岁月，又相隔漫长的数十年，要找到《风沙集》原件真如大海捞针。于是，我就从与有交往的我党我军著名诗人的诗集、文集、书信、传记等方面去找寻有关线索。我翻阅了几部传记、几本诗集后，蓦地在《林伯渠同志诗选》中发现了《读风尘集有赠》诗二首，经过研读与分析，认为诗中所说《风尘集》就是编印的诗词集，并推断出就是佩恩所说的《风沙集》。现将林伯渠的这两首诗，就与《风尘集》作者有关的内容作一简要的解读。 吟鞭东指阵云横，要挽银河洗甲兵。入画清词惊四座，划时伟略定三晋。十年辛苦破孤立，举世仓皇仰北辰。犹能百忙争片晷，望瑶堡里慰娇婴。 犹堪双鬓耐冬寒，回首前程非偶然。小艇珠江劳絮语，危楼歇浦驻红颜。纷纷倒屣旧朋少，落落间关去路宽。尽有丰收待获取，相看镰斧满人寰。 从林老的这两首七律诗的标题上可以看出，是他读了《风尘集》后赋诗赠予《风尘集》作者的。《风尘集》的作者是谁？《林伯渠同志诗选》一书上作注说：《风尘集》：作者未详。可能在1980年编辑出版这本诗选时，由于受研究资料等局限，未能判明《风尘集》的作者是谁。我得益于长期研究的著作、生平、思想以及诗词，对林老这两首诗中的本事，略知一二，认为《风尘集》的作者非莫属。林老两首诗的写作时间，标明为1936年正雄师渡河，冲破防共阵线时。据《年谱》记载，1936年1月10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发言阐明东征山西的方针和准备工作2月18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发布东征作战命令，同日出席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作关于东征形势与任务的报告2月20日，同彭德怀统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发起东征战役，强渡黄河，一举突破阎锡山晋绥军的防线。（参见《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3、510512页。）从组织并统率红一方面军东征山西这段史实，可以判明林老作这两首诗的准确时间为1936年2月，并有助于理解诗中有关的本事。 林老的第一首七律，通篇都是歌颂《风尘集》作者的，即歌颂我党我军领袖与统帅的。首联写《风尘集》作者既是诗人又是统帅，指挥红军东征，突破阵势如云的阎锡山部队的拦阻，要开赴抗日前线，消灭日寇，以求持久和平。颔联出句赞美诗词清新隽永，富有画意，令人惊叹对句称颂运筹帷幄，制定了东征山西的宏伟计划。颈联写自从秋收起义以来，正确领导红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打破了军围剿与孤立红军的反动策略，立下的丰功伟绩震惊世界，被我党我军看作如指引方向的北极星一般受到景仰。尾联笔锋陡转，写于1935年12月转移到瓦窑堡后，在百忙中利用片刻时间到刚建立的托儿所慰问，表达对革命后代的深情关爱。 林老在第二首七律里，回忆了自己的艰辛人生、奋斗历程和革命操守，抒发了与战友交往的真挚情谊，表露出对革命前途的乐观期盼与展望。据考，诗篇的颔联是写林伯渠与《风尘集》作者在20世纪20年代的交往。小艇珠江劳絮语，意谓同在广州珠江的小船里，不辞劳倦、絮絮不休地倾心交谈。经查，1924年1月，林伯渠与在广州出席一大，均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这期间他们可能有机会交往1925年9月中旬至1926年7月中旬，林、毛二人都在广州中央工作，他们参加筹备并出席了二大，林伯渠先后任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执委常委和中央农民部长，先后任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和第六届农讲所所长，在这段长达10个月的时间里，两位亲密战友因工作接触或私事过从，一定会有交往。颔联对句危楼歇浦驻红颜，意谓在上海（歇浦，即黄浦江，代指上海）的高楼上看到红光满面，非常年轻。经查，林伯渠于1923年3月初到上海就任中央总务部副部长，直到年底才赴广州参加一大的准备工作于1923年4月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工作，6月赴广州出席中共三大并被选为中央局秘书，7月下旬离开广州到达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迁到上海时他住中央局机关，9月16日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并受中央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的委托回湖南筹建。由此可见，1923年在上海有两段较短时间，可同长住上海的林伯渠交往，这可能也是他们相识相知成为亲密战友的开端。 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红一方面军东征时，该部会不会另有擅长赋诗的将领是《风尘集》作者？据查考，红一方面军东征时确实还有后来颇具诗人名声的将领，他就是时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的。但是，他的经历、业绩、身份都与林伯渠两首七律诗中的本事，完全不相符合更重要的是，他早年出版过《剑余诗集》（云南官印局1921年版），收入诗篇15首，自1922年至1937年只留下一首《满江红？香洲烈士》（1925年10月），足见他在红一方面军东征前不可能编印《风尘集》。 2012年，山东诗词学会诗词专业委员会给我寄来了他们主编的《东方诗讯》总第4期，上面刊载了诗词版本专家宋苍松的《风沙诗词考》一文，他在文尾作结论说：通过以上追根溯源，可以厘清罗伯特？佩恩著作中所提及的《风沙诗词》并非是一本已出版或印刷的诗词集，《风沙诗词》是最早的诗词集一说只是一个误传而已。宋苍松的考证文章虽然否定了《风沙诗词》的存在，但是却为我考证《风尘集》的存在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有力的印证。他在文章中引述了佩恩的英文原著有关《风沙诗词》的三段文字，其中一处提到WindSandPoems（FengChienTze）（宋苍松译为：《风沙诗词》风尘词）另一处提到FengChienTzemeansWindSandPoems（宋苍松译为：《风尘词》的意思是风沙诗词）。这两处提到的FengChienTze，据我分析，佩恩当年在延安采访时确实获悉了诗词集的名称《风尘集》，这三个英文拼音是音译，风沙诗词是意译。Tze，宋苍松译为词，日本译者译为集，我认为日译是可信的，只是将《风尘集》译为《风沙集》误导了读者。古诗、诗词集、编印、一本、风尘、内容来自互联网与用户投稿，仅供学习，如涉侵权，请发邮件到wenhz@foxmail.com，通知删除，敬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