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有西：三句古诗描述中国律师环境（2）
还有一个，就是律师政治参与的问题。已经明确从律师中选合格的法官、检察官。将来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入党，考检察官，考法官，这是必然要走的一条路，任何人都挡不住的。现在我们鼓励年轻律师入党，你要进入体制内，学习党的成功的管理模式，进入治理国家的司法机构。律师业要成为国家司法官的摇篮。我们京衡所近几年中，考进检察官三个，考进法官的两个，考取省政府派WTO到美国、比利时公费培训的5个，这就是律师体制内政治参与的一个启动。同中央现在的要求是相一致的。将来十八大以后的趋势，肯定会在律师里面产生政治家，律师里面产生好的法官和检察官，不要光看现在的感觉，我们的马肯定是能够前行的，这个蓝关关口是一定能够闯过去的，总有这么一天。因为这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规律，文明理性的社会离不开法律人的参与治理。 第三句话，是加强律师体制管理。这可以从两方面看。好的必要的一面，坏的有误区的一面。 从坏的方面看，官方觉得近年来中国律师越来越不听话，有很多的敏感性的案件，党委政府打招呼了，你还要来插手，还要来管，还要代理群众跟政府叫板，所以觉得律师有异心，是公权力的敌人，非把他治理听话了不可。想把律师培养成驯服工具。对于这一点，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律师是整个法律人框架中，唯一站在公共权力的对面，制约司法专横，防止公权滥用，监督冤假错案，维护基本民权的重要法制力量。有的高层人物不知道，把律师训练成驯服工具，会从根本上扼杀律师业。同人类设立律师制度的根本目的相违背。律师叫板公权是必然的，这是另一个角度的忠诚，为了国家好，为了我们整个党好，为了我们整个政权好，不是想对我们党构成什么威胁，是为了让社会矛盾以理情法律的方式释放出来，让人民群众在公开公平的法庭上讨回公道，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维护这个政权的统治。所以我们说加强律师体制管理，有一些不正确的思考，始终对律师不放心。认为律师是中国民间力量崛起当中最危险的一支力量，因为他能够把群体凝聚起来，把各种很乱的思路，通过律师的代理行为，凝聚成一种法律的观点，非常有力量的观点，所以有的统治者，我们从政的政治家，觉得最讨厌的是律师，所以老是警惕律师，不知道律师把老百姓非理性的情况变成理性的行为，带上法庭，到法庭解决，这是国家稳定的最好的途径，把老百姓的非理性带回到理性。 从好的方面看，中国律师也确实需要管理。有很多不良风气，有不少害群之马。每次人代会，对律师业的意见和批评，并不比其他社会群体少。中央发文件加强管理，对律师队伍提出优胜劣汰，是完全有必要的。中国律师业需要加强管理，欢迎司法局对我们加强管理。因为确实律师队伍有一些害群之马。北京有一个律师，一个温州老板告诉我说被他骗了2200万，200万进所，2000万进卡，然后关机跑了，再也找不到。我亲眼看到了这个律师给这个老板的最高法院调巻函，一个墓地案的申诉，说最高法院指令上海高院再审。我一看就是假的。把最高法院的大印伪造的这么大，上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的的头签，下面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调卷函，不用研究案子，我就告诉他被骗了。他说是有律师所合同的，怎么可能骗我？我说向上海高院调卷，不涉外，不会写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写两次，最高法院的印鉴我见过，这个印比他大三分之一，这个印也是假的，他说那怎么办？我说赶快找他要回钱，最高法院的印章也伪造，还骗你2000多万，你一举报马上会立案抓他。他说我不报案，报案我这个案也完了，我找总参，是总参的朋友介绍我认识这个律师的。我说你这样，还会再被骗2000万。他说我没有钱了，这个官司他们不帮我扳回来，我告状的钱也没有了。我们队伍里的害群之马不是没有，北京的2万多律师里面，全国最优秀、最有水平的集中在北京，很多骗子律师打着旗号骗钱的也是在北京，所以对这些人怎么能不管？不管只会让律师界越来越乱。因此加强对律师的体制管理，不要完全做负面的解读，律师本来就是独立自由的力量，容易散漫。加强管理是有利的，按照我在杭州当副会长的经历，绝大多数司法局的管理是对的、必要的，只有有一些可能是出于政治因素的控制，可能不是很妥当，我们能够一概否定吗？ 因此，三句话，我解读出来，两句有利，关注律师生存状况，重视律师权益保障对我们有利，第三句，加强律师体制管理，一半有利，一半不利，对中央的文件也需要好好地作正面的解读，要感谢中央重视我们律师事业。 社会各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注中国律师。2010年多少媒体在密集报道律师业和律师事件？企业家也是越来越看重我们，我到广州为粤商菁英俱乐部作讲座，参加的四十多位企业家都是有相当实力的，对中国法律如何保护民营企业、中国律师业如何保护民营经济的发展，都非常关注。他们对中国法制环境、发国情非常了解。学界这么多专家教授，也为我们呼吁。全国政协、人大一些人士，很多虽然没有公开表态，但对我们律师业生存环境很关注，从国家法制的宏观层面在关注。为李庄案子，他们都明白，但是我们司法部已经通报了，他们也不便进行相反的表态，但真相已经完全清楚。另外我们海外的人士也很关注。去年我去了日本，去了英国，一听说我到了，一些媒体都要采访我。国外媒体，我比较谨慎，有些比较敏感媒体，没有接受釆访。只接受了新加坡《联合早报》的采访，记者是长驻大陆的，作了一个影响很大的报道，《我是为中国法制体系辩护》，正面肯定中国法治环境的好的一面，大于负的一面。不接受采访，不是我保守，是国内的环境不允许。国外影响一大，容易使自己成为敏感人物。海外采访，记者不让你审稿子，就给你都报道出来了，就没有办法控制了，国内怎么讲无所谓，到海外讲，会成为国际性问题，可能成为要审查的对象，所以必须很小心。 通过媒介的报道，中国的官方和民间开始理解我们中国律师的真实生存境况，环境有了一定的改善。以我为例，司法部通报李庄案以后，2010年上半年是民间媒体推崇我，官方谨慎地观察我。最典型的是广东的《时代周报》12月评我为时代人物，100个影响时代进程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律师界的十个人，我被评为时代人物。香港的《亚洲周刊》把我和日本首相菅直人一起做了一期封面人物。这是上半年，民间肯定我，官方不肯定我。下半年不一样，经过一年的观察，12月27日《人民法院报》大版面报道我们全国律协宪法人权委的会议，重点报道了会上专家对我的评价，《李庄进去了，有西起来了》，讲我有担当、有骨气、有才华，这是很高很高的评价，我其实是担当不起的。最高法院机关报像这样的正面评价一个敏感事件中的中国律师，是没有的。高子诚律师同我办的李庄案还被最高法院评为2010年度全国法院十大名案第一案。然后是三天以后，《中国律师》杂志和《中国律师网》，评出12个中国律师新闻人物，我又是居首。这些已经是官方媒体评价了。当然还有浙江官方评我为省模范党员、突出贡献律师、《都市快报》评为年度人物等一些荣誉。我不是在沾沾自喜。对我而言，自从四十岁前下决心从省机关辞职，这些都已经看得得淡。我是把这些迹象，放到中国律师业的生存环境角度来观察的。也就是说，下半年开始，官方媒体也肯定我，上半年是民间，官方观察一年，觉得陈有西不会出问题，这个人还是比较听党的话的。处理事情出发点都是好的。这说明，只要我们真诚地为民服务、为国建言、善意提醒，合法努力，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我们的体制内不缺明白人。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法治环境要两面观察。中国的律师作为独立的力量已经开始显示作用，民营企业家开展真正重视律师功能，特别现在一些网络重大事件，真正权威性的点评，不是教授，学者，而是律师。律师有实务操作的东西，我们有一些点评的观点社会关注度已经超过学者，那么多的民营企业，政府的国有大企业，三重一大企业，国务院明确要求大型企业必须请律师，要设首席法律顾问，要购买律师的法律服务，政府列出预算购买服务。象昨天两高的专家学者们说的，每一个新法律和解释出台，都是给律师创造机会，提供发挥的新舞台。象证据规则问题、量刑建议问题，提供了很多律师服务业当中新的领域。包括《公司法》、《破产法》的司法解释，为律师开展新的业务，提供了全新的领域。以前是上市业务很高端，现在是破产重整业务空间非常大。我们办的一个破产重整案，涉及债务34亿，办了快二年，重整成功了，为政府企业解了危，律师的效益也比较可观。上市业务，企业1000家上市不了一家，破产清算业务，100家企业100家都要清算，因为按《公司法》解释不清算股东永远有连带责任，最高法院三个破产法的解释，给律师带来非常大的业务空间。很多的机遇是人大立法、政府立法给我们提供的。 还有刑事律师就是一片黑暗吗？也不是的，我们律师生存环境有一些改善。律师的会见权，像上海，像浙江有一些地方落实了，不需要陪同。阅卷权，我们杭州检察院，去了以后有介绍信，检察官还没有看，先给你看。证人出庭，全国都已经有警察证人出庭。量刑制度改革，量刑更加透明了，限制了法官自由裁量权，我们将来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抗辩了。包括刑事司法调解，律师的主动性更大了。律师参政议政，现在全国律师中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20多个，当然这些都不是律师界别上去的，都是派，在政协领域，律师比较会说话，吸收进去了，进法制委，进全国人大代表，不是界别。那个界别轮不到律师，从派界别进去，党内代表留给体制内的人了。我预测下一届会不一样，十八大以后，按中央现在的文件精神，律师参政议政的大门更加打开了。还有国家大型企业的法律顾问制度，也为律师回到体制内打开了大门。北京有一个博士律师，考到了某省建工集团当首席法律顾问，一年年薪几十万，享受副厅待遇。我说你没有出息，北京一个成功律师年入几百万，去那做几十万的官干嘛，他说安定，岗位重要，而且有副厅级待遇，这老兄很看重政治待遇。现在我们政府公职面向律师招，招法官、检察官，各种领域都有。因此，律师以对话合作的方式，促进社会民主与法制建设，是有可能的。律师既不是工具，也不是敌人，律师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能够起一些正面的作用。 第三个问题，和谐司法：政治标准和法制标准。我们维护国家稳定，有一个思路选择。不用含蓄，我认为现在维稳的基本思路出了问题。一直选择高压、屏蔽，网上删贴，限制老百姓上法庭，敌视律师，打压律师，用行政手段压服一切。基本的思路，就是淡化国家司法的作用，加强行政权的作用，希望通过行政权压服老百姓。法院只是听命于党、听命于行政权力的办个后续手续让其合法化的丫环。这个思路完全错误，只会越压越不服。 当前中国律师生存环境差，跟我们现在的维稳思路是直接相关的。因为在一个不需要法庭，不需要司法的环境下面，律师是可以作废的。你要把矛盾揽过来，千方百计要把他弄上法庭，最后政府就很讨厌你、挤压你。 维稳思路出了问题，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我们来考察一下路线图。由于行政的高压，不准律师介入，大量的老百姓找行政权，求权力人。行政不公平，上访，找清官，找总理，四川农妇熊德明为丈夫2200块钱工资，打官司一年一分钱见不着，总理去一句话，第二天一早，县委书记拿了2000多元钱送上门。这个案例，非常典型地说明，中国的基层政权是没有用的，中国的法庭是没有用的，中国的律师是没有用的，只有权力有用，关系有用。遇上贵人就一切都解决了。于是大家都希望见到贵人，见到清官，见到有权人，于是都去上访，去北京见贵人，找清官。于是农家妇女成了维权的英雄人物：你认识，你帮帮我。于是她就背了包到浙江温州讨薪去了，没有文化不知法律的人，比律师更受欢迎。这是人治社会的最好的西洋镜。最后没有人理她，又回去了，这就是中国的法制现状。中国有那么多律师，那么多法律工作者，有那么多法庭司法的情况下，让一个文盲农村妇女跨省做维权的讨工资的法律工作者，原因在哪里？因为当地的法庭、律师都被作废了，没有总理去，2200块钱确实拿不回来，总理一句话比打官司一年有用。 一滴水见太阳，从一个小案例可以看出，我们中国现在整个环境就是相信权力，相信明君，相信清官，不相信法制。找法庭、律师没有用。我打什么官司，我找什么律师，我花什么律师费，我就是去上访，我一定要见。总理说句话律师也不用请，钱也不用化，庭也不用开，法律白条也不用打，第二天钱就到手了，多好！所有中办、国办的信访局，天天排队，多少人一个号都领不着，为什么？领导家的电线块钱一个，卖给上访户，你们找去。找清官这个路子多好。不是老百姓愚蠢，不是老百姓愿意下跪，而是你逼的，因为你把全国各地的法庭，全国各地的法官、全国各地的律师作废了，很多案子告不进去，不让律师插手，要律师讲政治帮政府，政府法院一鼻孔出气，法院不听法律的，只听权力的，我只好找更大的权力。好多案子法院就听政府的，我找法庭没有用啊！让老百姓觉得只要找到总理，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是非理性的国家、人治的国家才会有的做法。古诗、古诗、中国、描述、律师、内容来自互联网与用户投稿，仅供学习，如涉侵权，请发邮件到wenhz@foxmail.com，通知删除，敬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