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百年：如何接受怎样评价？
从1917年《新青年》杂志刊出胡适的8首白话诗算起，中国现代新诗到今年已经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百年来新诗的历史怎样梳理又怎样评价，在创作手法、思想内涵和传播接受上有哪些成败得失？这是我们绕不过去的百年之问。在此刊发诗评家陈仲义一文，分享他从诗歌接受与评价角度展开的思考，欢迎继续来稿参与讨论。 中国新诗走过的一百年里，质疑之声似乎从未断过。其中，有上世纪20年代于赓虞的挑剔，自所谓新诗运动以来，我们尚未看到较完整的诗篇。有30年代鲁迅的低看，新诗直到现在，还是在交倒楣运。新中国成立之初，有冯雪峰的不满，现在新诗的各种各样的形式是都还不能满意的太不像话的作品是相当多的。即便是新诗创作取得不小成绩的上世纪90年代，尚流传肖鹰的文化悲观论，诗歌本身的失败正以不可抵抗的速度到来。老诗人郑敏甚至从源头上对新诗做了否定：20世纪之所以没能出现李白、杜甫，原因是五四时期引入了西方文化的末流，割断传统，使得白话诗万劫不复。及至新世纪，时不时还会冒出韩寒式的恶言相加，现代诗这种体裁是没有意义的。更有文化大家季羡林重磅裁决，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 如此说来，这真是一部让人沮丧的百年新诗史。但是且慢，持不同意见者也大有人在。诗人于坚就坚持认为，中国20世纪的所有的文学样式，小说、散文、戏剧等等，成就最高的是新诗，被误解最多的是新诗，被忽略最多的也是新诗，这正是伟大的迹象。还包括以德国汉学家顾彬为代表的高抬高举：中国新诗的当代成就胜于小说。是否成就最高另当别论，高下辨析并不是这篇文章的目的，我所看重的是，为何新诗会有如此之多被误解、被忽略或者被过度强调的地方，以至于成为文化接受领域里一个神秘百慕大？ 从接受学的角度来看，新诗无论存在多少弱项，它都已经出落成一个独立的文艺品类，其价值不可低估。新诗承担着文言诗的转型使命，因为有了新诗，我们才有了一种能够适配现代中国人思维、生活和言说的高级精神载体，表达现代中国的世道人心新诗以一种微妙、细腻而复杂的方式，把现代汉语的诗性提升到一个新界面新诗建立了一套思、说、写趋于统一的言说语系，在存在感、个体经验、细节感受、求真意志、自由灵性、陌生化诗意诸方面都有突破，特别是晚近时段，新诗朝向更具现代活力的方向开掘。 既然如此，为何至今现代新诗的地位还难以定于一尊呢？这恐怕要从评价和定位新诗的三个参照尺度说起。 千百年的熏陶与培育，使得国人至今依然不屈不挠地拿古诗与新诗一决高下，依然用发展了几千年的古汉语经验来衡量当下的诗歌创作。这个强大的参照系在无意识作用下几乎是绕不过去的。 置身于农耕文明的语境和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之中，中国古典诗歌有着超稳定的审美规范：采用单音单字的字思维，能充分释放汉语诗歌的弹性蕴藉以意境为最高美学，极易滋养、美化人心平仄间的韵律流转充满内外交融的音乐性，起承转合的结构又极为自然，等等。从如此强大的古典诗歌参照系出发，读者对新诗的数落与普遍不满便可以预料：能让人完整记住的新诗名篇凤毛麟角，经典之作屈指可数大量作品诗意散漫，质量杂芜新诗语言缺乏出神入化新诗教育更是留有太多空白，新诗离真正走进大众生活及其内心世界还有距离。 然而，必须正视一个严酷的事实，古典诗歌堪称优美的诗情画意，在后起的新诗这里已经出现了脱节或者转变。新诗与古诗既可比又不可比，可比在于，在诗的本体属性上新诗具有与母体同质性的一面，不可比在于，新诗经过挣脱，走向了一种全面的自洽的生长，现代新诗与古体诗已然成为两种不同制式的诗歌。虽然同发展了至少3000年的古代诗歌相比，新诗只有短短百年的历史，时间劣势不言而喻，但新诗后天的超速疯长所带来的前景也不可估量。如果是放在星象上来看，古典诗歌属于高峰期后的熟透阶段，能量发生巨大耗散而趋于收缩现代新诗则尚处生长期的氢燃烧阶段，充满活力，不断扩张生长。对这两种状态下的诗歌，显然不能用一把尺子去衡量，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评价体系或许才是明智之举。 多年来，诗歌界有这么一个共识，新时期的中国诗歌用二三十年的时光，几乎走完了西方现代、后现代诗歌的全部征程，浓缩了西方近百年的现代诗、后现代诗发展历史。学习和吸收西方现代诗歌，无疑为中国新诗提供了转型契机，但这种转型不是分阶段的蜕变，而几乎是共时性完成的。中国新诗对西方现代诗歌的吸收，有时消化很好，有时消化不良，有时过于贪食狼吞虎咽、饥不择食，有时反复挑剔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以致营养过剩。 无论如何，西方现代诗歌这一外来的镜照，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化为中国新诗自身的面影。西方谱系直接影响了中国新诗的创作、接受与评价。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新诗唯西方诗马首是瞻，演进到上世纪90年代，甚至出现了翻译体诗歌，可见影响的焦虑之重。直到新世纪初叶，才逐步出现更具自主性的对西方现代诗歌的改造与改写。 在中外诗歌的评价与比照中，不知何时起又出现了一个怪圈：人们总是将各国的诗歌菁华与国际级大师串联起来，组成纵深队列的国际军团从20世纪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的普吕多姆，到爱尔兰的叶芝、西班牙的希梅内斯、英国的艾略特、意大利的夸西莫多、智利的米斯特拉尔、希腊的埃里蒂斯、波兰的米沃什、捷克的塞弗尔特、俄裔美籍的布罗茨基、波兰的辛波丝卡，再到瑞典的特朗斯特罗姆多国联军团团进逼，使出全部优势，用世界诗歌的精粹总和轻松地把单一国家的百年新诗比了下去。这种缺乏对等参照的评价标准无形中变成自我矮化，拉大了所谓中国诗歌追赶世界诗歌的差距。 除了与古代诗歌、西方现代诗歌直接或间接的对抗，中国新诗还在通过不断的艺术违规和越界为自己开疆拓土，发明和发现新的题材、内容和形式语言，创造新的诗歌范式。百年的探索和实验，在无数次争议中也不断沉淀着与古典时期、浪漫时期有别的新质素。比如，更丰富地挖掘了精神与肉身的存在感，更娴熟地运用潜意识、意识流、智性、交感等成分，强化了隐喻、象征、荒诞、戏剧性乃至后现代的拼贴、装置、跨界等技巧，加深了与普通大众的联系与交融这些新质素或多或少都参与到本土新诗的发展进程中来，逐渐化为百年新诗的血肉。在这个意义上，新诗自身也形成了自由、多变、求新的小传统，新诗的接受与评价也应该面对自身小传统的考核，而不是固执于诗歌大一统的本质主义观念，耿耿于怀于新诗必须是古诗的一种分支与延续。 与此同时，更不要把新诗看成铁板一块。它至少可以分成三大部分：前端是属于实验探索性的新异追求，其中的成功果实会沉淀为自身营养，以继续分蘖推进中间的广大地带属于融会性的老少皆宜，是经过较长时间积累下来容易被接受的基本盘面而后拖部位则属于那些老化的过去时，是早期遗留下来的稚嫩、夹生，需要加以扬弃。只有分门别类对待，才能避免在接受学上一刀切。重要的是，三大板块还得面对时代、历史、社会、美学等多重维度的审视。如果笼统地作非黑即白的评价，新诗只能要么漆黑黯淡，一无是处，要么光芒万丈，异常刺目。 最后，还涉及对前辈诗人的具体评价问题。当下不少诗人对新诗诞生之初的历史成绩持否定态度，如用今天的眼光看，穆旦和徐志摩的诗歌写作都是二三流，这种断语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们用已经大大发展了的现时尺度去审视过去，忽视了任何接受与评价都不能偏离历史特定语境。要是让当下诗人们早80年问世，他们能否具备徐志摩在新诗青涩时期那样推陈出新的能力和水平？抹去时代背景，进行非历史化的评估，很容易导致一个貌似正确，其实粗暴的评价，这是我们今天必须高度警惕的。（陈仲义）古诗、新诗、百年、接受、评价、内容来自互联网与用户投稿，仅供学习，如涉侵权，请发邮件到wenhz@foxmail.com，通知删除，敬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