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如何评价儒学的历史地位？
蔡元培先生是何等样人，中国现代教育泰斗的称谓，他比任何人都当之无愧。但他不赞成读经，致使被请来与之共襄民国初立之教部的马一浮离他而去。当然不伤友情，十五年后蔡先生出掌北京大学，又礼聘马先生担任文科学长。马先生的回复是：礼有来学，未闻往教。以古礼婉拒。于是改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又请来胡适之执教文科讲堂。 读经和反对读经，成为当时学界和舆论界争吵不休的一桩公案。反对者显然占上风，连鲁迅也站出来发声，批评提倡读经者即使是真正的老实人也不过是笨牛而已。 文革十年，不仅作为传统社会大传统的儒家思想成为众矢之的，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所呈现的文化的小传统也被冠以四旧之名，必欲清除扫尽而快之。 改革开放后中国拨乱反正，重新起航，把历史还给历史成为思想学术界的共同呼声。孔子由被幼童也参与唾骂的斯文扫地变而为正常的文化古人。 但儒学重启，则是近十年的事情。上世纪八十年代虽经识者推动，但收效甚微。九十年代深入研究人文学术的风气开始出现，公正评价儒家学说、重估孔子历史地位的论著受到关注。但由于所经历的毁圣弃知的时间实在太长，难免积非成是，改变世人乃至学界部分人士的成见尚需时日。马一浮先生曾经拟过一副联语：鲁国多讥儒及戏，秦人惟以吏为师。诚然是借古典来嘲讽世情，但如果将孔子的家乡和儒家思想的故乡等量齐观，则儒家思想在百年中国的遭遇，就不仅仅是以之为戏了。 所以如此的缘由，也有对儒家学说本身存在诸多误读不无关系。我觉得有三个与儒学直接相关的问题，需要予以澄清，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正确评价孔子和儒学的历史地位。 第一个问题，需要明了在儒学产生之初，即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影响比之墨家或犹有未及。所以孟子颇为焦虑地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他因此想起而矫正此种仁义充塞的时代风气，欲以承继虞舜、周公、孔子的圣道为己任。 第二个问题，汉代中期汉武帝听从大儒董仲舒的建言，实施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使儒学的地位骤然提升，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儒学以外的学说仍有存在空间。东汉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即为明证。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释、道、玄之风大炽，其思想所宗更非只有儒学一家。隋唐佛教发展的势头，亦不在儒学之下。但如果认为隋唐时期的思想主潮是佛而非儒，轻忽儒家的地位，又有误读古人之嫌。直承郑康成而撰《五经正义》的孔颖达，即是当时继往开来的儒学健将。明清以还，儒学的地位日趋稳固，但佛、道两家在民间社会的影响也开始定式成型。 第三个问题，儒家思想在宋代呈现变易之势。二程和朱子等宋代大儒，诚然是承继了先秦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但朱子的理学实为思想大汇流的产物，道家和道教的思想，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想，一起参与进来成为理学的助发资源。三教合一在学理上得到论证，肇始于唐，而宋代实为集大成，此即陈寅恪先生所谓新儒家之旧途径是也。 我提出上述三个问题，是想证明儒家是具有包容性的学说。儒家的包容性，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而儒家所以具有包容性，在于儒家不是宗教。陈寅恪先生对此十分肯定：中国自来号称儒释道三教，其实儒家非真正之宗教，决不能与释道二家并论。（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版，第219页）儒家也重教，那是子以四教的教，有教无类的教，教化的教，而非宗教的教。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化大传统的代表，处在不断地被检讨和重新诠释之中。经过检讨、诠释，便有增加、有变易、有更化。儒家由先秦而宋，已经是在增加、变易和更化了。明代心学出，是又一更化。王阳明的学理初衷，本在减少（他认为朱子增加的未免过多），但阳明心学很快被边缘化，可以为后学所宗，却无法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潮。 学者有制度化儒学之称，这在唐宋以前并不明显，主要是明清两朝，伴之以科举命题以四书取义，儒学不仅制度化，而且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影响尤为深钜，因此其存在形态难免因固化而僵化。儒学在晚清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大变局中出现危机，实与儒学在明清的固化与僵化直接相关。所谓危机，恰好是制度化儒学的危机，而非先秦孔子和孟子原初思想学说的危机。 这里涉及到儒家思想的变与不变的问题。变易与更化给儒家学说带来了活力。但儒家精神亦有不变的一面。这让我想起《易》有三易，即不易、简易、变易。儒家原初思想的简易，有《论语》可证。孔子深知该说什么和不该说什么。所以出语至简，有时至于说予欲无言。理由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所不变者，是为儒家的理性精神和六艺经典的核心价值。 六艺后称六经，有的或为孔子所作，有的是前于孔子而为孔子所删订的典籍文本。孔子思想与六经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论语》即可视作六经的简易读本，只不过表达方式已化作日用常行。马一浮不称六经而称六艺，是沿用典籍的初称。孔门之教，分技能训练和典籍传习两大类。技能则礼、乐、射、御、术、数，此处之礼，为执礼，类似礼仪程序的排演，乐则咏歌诵唱，不学无以为能。典籍传习则《诗》《书》《礼》《乐》《易》《春秋》，以为传道之本。两者都称六艺而型态不同。 马一浮所述论之六艺，自是后者，故他说：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泰和会语》）马一浮的发明处，是将六艺和诸子、四部区隔开来，称六经为中国文化最高的特殊的文化形态。而熊十力则标称，六经是中国人做人和立国的基本依据。这样，六艺即六经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系统中，便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不仅诸子、四部无以取代，与现代学术的文、史、哲科分亦不相重合。 六经的形上意义在于它的系统的价值伦理，也就是马一浮所说的六艺之道。唐宋儒所致力的传道，所传者即为六艺之道，也就是六经的价值伦理。近年我从《易经》《礼记》《孝经》，以及孔子、孟子的著作中，抽绎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价值理念，包括诚信、爱敬、忠恕、知耻、和而不同等，经过分梳论证，我认为它们是几千年以还一直传下来的，可以称之为中华文化的永恒的价值理念，同时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理念。不仅适用于传统社会，也适用于当今的社会不仅适用于中国人，也可以适用于全世界的人。此正如康德所说，道德理性具有绝对价值。 六经义理内涵所呈现的，就是中华文化的具有绝对意义的道德理性，永远不会过时。《易经》乾卦的《文言》引孔子的话说：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现代人的人生选择虽然更趋丰富，但其大道要旨，亦无非进德与居业二事。因此忠信和立诚便成为每一个人都需要具备的道德理性，甚至可以说是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 论者有谓传统文化需要现代的转化，其实就道德理性的建构而言，六经的价值伦理进入现代人的精神血脉，自是顺理成章之事。可惜百年以来的现代教育变成了单纯的知识教育，忽略了传道的内容，致使一千二百年前的韩愈之叹继续成为我们的今日之叹。 虽然，古与今宜有别也，礼俗政俗亦因地而异。但正如孟子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所以如是，盖由于人之心或曰人的心理，有理之所同然者（《告子上》）。故孟子又云：先圣后圣，其揆一也。（《离娄下》）而近世大儒钱锺书先生则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中华文化的最典范的价值伦理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正不足为怪。 在靖王府诗会中，范闲以一首杜甫的《登高》独拔头筹，一时在京城声名鹊起，成为第一才子。那么范闲为何在上万首诗词中独选中杜甫这一首当自己成名作呢，这首词有何独到之处？ 10句经典惜时名言，珍惜时光，大好青春莫辜负。1。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霞。出自三国曹植《送应氏》。天地无穷无尽，人的生命却像朝霞那样短促。2。百年那得更百年，今日还须爱今日。 《一剪梅》是宋词中很常见的小令词牌，因其格式颇为规整，历代词人大多都绘以此词牌作词，其中也不乏一些名句。譬如辛弃疾的杯且从容，歌且从容，唐伯虎的行也思君，坐也思君等等。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禅诗是非常受诗词爱好者喜欢的一类诗作。这种类型的诗歌，或融进佛理，充满哲理和智慧，启人心智或反映僧人或文人修行悟道的生活，以表现澄静圣洁的禅意和心境为特色，给人一种淡泊从容，静谧 相比于所有的一见钟情与白头到老，可能爱而不得，才是很多人感情的主旋律。大多人的感情，都是悲伤的主旋律，可是几乎所有的人，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都会遇到属于自己的感情。人生最怕什么都想计较，却又什 爷爷的告诫：做人，莫要在这三件事上卑微，不然会被人瞧不起。人在世间，烦扰之事必不可少。但如何应对眼前的繁琐小事却要仔细斟酌，毕竟眼前之所有只是暂时的，要想在一个圈子中混得风生水起就得万分努力， 人们时常打趣中年男人：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小烧虽好鹿茸贵，韭菜腰花多实惠。中年男人肩上担子最重，上有高堂悲白发，下有子女未成年，内里覆盖伤，脸上挂着笑。要让父母放心，让老婆安心，让 著名作家塞缪尔说：生活就像一面镜子，我们皱着眉头看它，它也会皱着眉头看你我们笑着对它，它也会笑着看你。毫无疑问，情绪会影响到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在我们不开心的时候，不管是去玩还是去学习，我们都会 如果命运是一条孤独的河流，谁会是你灵魂的摆渡人？这是小说《摆渡人》里的一句话，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灵魂叩问。什么是摆渡人？顾名思义，就是在码头摆渡的船夫，用船将河岸这边的人送到河对岸。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有一句很经典的话：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应碌碌无为而羞愧。人生摘抄、梦溪、儒学、地位、评价、内容来自互联网与用户投稿，仅供学习，如涉侵权，请发邮件到wenhz@foxmail.com，通知删除，敬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