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几个小故事
曾国藩（18111872年），湖南湘乡人，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的人生，他的智慧，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以至他虽已去世一百余年，提起曾国藩，人们仍然津津乐道。有的评论者说：如果以人物断代的话，曾国藩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后一人，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人。这句话从某一角度，概括了曾国藩的个人作用和影响。 曾国藩出生于晚清一个地主家庭，自幼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同年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列为优等。父麟书，有田产，不事耕种，醉心功名，然童试17次皆不第，父设馆授徒。曾国藩幼从父学。道光十三年（1833）入县学为秀才。翌年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同年中举人。此后赴京会试，一再落榜。十八年，始中第三十八名贡士，旋赴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选翰林院庶吉士。自此供职京师，结交穆彰阿、倭仁及唐鉴等。二十七年任四川乡试正考官，二十八年升侍读，后年升侍讲学士。二十七年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二十九年任礼部右侍郎，旋兼兵部右侍郎。三十年兼署工部右侍郎。咸丰二年（1852）兼署吏部左侍郎。后丁忧在湘乡老家，此时奉诏以礼部侍郎身份帮同湖南巡抚督办团练，创建湘军。最后升至总督，官居一品。他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曾国藩在道光年间连年被提拔，升迁极快，十年之间连升十级，这是难得的恩遇：在升为正三品大员后，按规定，轿呢要由蓝色换为绿色，护轿人也要增加俩人，而且乘轿是需要配备引路官和护卫的。但令百官诧异的是，曾国藩从升为三品官之日起，除身边不得不增加两名护卫外，轿前不仅没有引路官，连扶轿的人也省了去，且轿呢也没有换成绿色，仍乘蓝轿。 不久，曾国藩又升为二品大员，下人就为他荐举了四名轿夫，要把曾国藩的四人大轿换为八抬大轿。按清朝官制，四品以下官员准乘四人抬的蓝呢轿，三品以上官员准乘八人抬的绿呢轿，俗称八抬大轿。但这并非硬性规定，官员如达到品级而收入不丰者，是可量力而行的若品级达不到却乘高品级的轿子就算违制，一旦被人举报，不仅要受处分，严重的还要被革职、充军。 其实，曾国藩早就打定主意，他明晓水满则溢、人满则忌的官场道理，对于可摆可不摆的架势、可坐可不坐的大轿，一律是不摆不坐。虽然，曾国藩因乘蓝呢轿而被下级官员欺侮，但京城三品以上的大员出行，都知道向护轿的官员交代一句：长点眼睛，内阁学士曾国藩大人坐的可是蓝呢轿呢。 明清京官之苦，时人皆知。作为七品京官的曾国藩年俸仅为45两，外加作为津贴的恩俸和禄米也不过135两。而后来的张之洞曾给京官算过账：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弥补这样大的收支赤字只有两法：一是收受外官的馈赠，二是借贷。外官收入丰厚，为了构建关系网，每次进京，都要给熟悉的京官们送礼，名为冰敬、炭敬、别敬（意为夏冬买冰买炭等费用）。这笔馈赠，少则数十两，多则数百两。但是曾国藩很少利用手中权力为人办事，所以这种馈送次数很少，于是借债就成为他经济来源的主要部分。因为人品好，曾国藩借钱比较容易。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底，曾国藩已累计借银400两。这一时期，他在家书中多次出现借欠窘的字样，艰难形状，跃然纸上。 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墨绖（di，指服孝）从戎，创建湘军，从此开始了11年太平军的戎马生涯。晚清军队是腐败最烈的所在。吃空额、扣兵饷、出售兵缺，以及在军营中设赌收费都是军官们最普遍的营私方式。即使清廉之员，也可以凭截旷和扣建致富。国家统计的军饷，是足员足月的全额。但一年当中，军队常有兵员死亡、退伍或者被淘汰，以新兵补充。新旧兵员不可能当天衔接，这中间会有空缺。空缺时的饷银就节省下来，叫做截旷。国家计饷，都按每月30天算，农历小月只有29天，省下的一天军饷扣下来，叫做扣建。这两笔银子本应上缴国库，但实际上谁都没有缴。日积月累，为数甚巨。比如李鸿章带淮军几十年，截旷和扣建积累巨大。他把其中一部分银子存在直隶藩库中，作为自己的小金库，死后还存有800万两。 但曾国藩的宦囊并没有因此而丰富。初出山之时，曾国藩表示：不要钱，不怕死。统兵之后，可以支配的金钱虽多，但他为风示僚属和仰答圣主，把自己的部分收入捐给了战区灾民，寄回家的钱反而比以前少了。 曾国藩立定主意不多往家寄钱，不仅因为要保持清廉之节，还因为他认定从小经过生活磨炼的人更容易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他在家信中说：吾不欲多寄银物至家，总恐老辈失之奢，后辈失之骄，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 虽然官至极品，但曾国藩晚年生活仍然保持俭朴习惯。薛福成拟的《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其（曾国藩）本身清俭，一如寒素。官中廉俸，尽举以充官中之用，未尝置屋一廛（chn，平民住所），增田一区。疏食菲衣，自甘淡泊，每食不得过四簋（gu，古代食具）。男女婚嫁，不得过二百金，垂为家训。有唐杨绾（wn）宋李沆（hng）之遗风（杨、李二人分别为唐宋名臣）。而邻军困穷，灾民饥馑，与夫地方应办之事，则不惜以禄俸之盈余，助公用之不给。 这段叙述，应该说并没有过分夸张。曾国藩爱穿着家人为其纺织的土布衣服，不爱着绸帛。曾国藩升任总督后，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当时每晚南京城两江总督府内，曾国藩夜阅公事，全家女眷都在麻油灯下纺纱绩麻。通常他每顿饭只有一个菜，绝不多设。 同治十一年，曾国藩在两江总督官署去世，终年61岁。他生前曾留下遗嘱，丧事概不收礼。但曾国荃建议曾纪泽不要遵守此项遗嘱，因为，一品大员的丧事，实非巨万可以了，关系密切者，似可以酌受。但曾纪泽拒绝了此项建议。曾国藩自以为生前给自己留下的养老钱极丰裕，然而办完丧事后，已经所剩无几。 曾国藩认为为官有四大忌，即四败：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曾国藩把这四败写在案头上，每天都提醒自己。 在另一个地方，曾国藩又说，自古以来凶德致败者大约有二端：一是傲慢，一是多言。他总结历史的经验说：我看历代的那些著名的大官，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而败家丧身的。不管是居官四败也好，还是二败也好，其实都有一个核心，这就是，为官者之所以身败名裂，往往是由于不知道顾忌。 曾国藩曾经说自己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曾国藩一生，也始终是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样的心境中度过的。道光二十五年五月，曾国藩升了官，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表示不但不敢高兴，反而感到战战兢兢。他说： 这次升官，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日夜诚惶诚恐，自我反省，实在是无德足以承受。你们远隔数千里之外，一定匡正我的过失，时时寄信来指出我的不足，务必使累世积累下的阴德不要自我这里堕落。弟弟们也应当常存敬畏之心，不要以为家里有人当官，于是就敢欺负别人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学问，于是就敢于恃才傲物。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 即便身处陋室，也依然有灵魂的芬芳，谈笑间都是文人雅士的生活，不在乎物质是否贫寒，他就是刘禹锡。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有多难？ 王徽之，书圣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一直以来，人们给他的标签是：豪门公子，书法大家，不靠谱的名士。但不靠谱的人，有靠谱的才华。 天才的童年，大都十分相似，就好像是不同的演员，采用同一个剧本表演。黄庭坚也是如此，幼警悟，读书数过辄诵，只要书在手中，分分钟便能全文背诵。 临死前，武则天让儿子削去她的帝号，从天册金轮圣神皇帝，改称为则天大圣皇后。最终，她选择了告别帝位的称号，改而以唐太宗的儿媳妇、唐高宗的皇后之名义，请求与唐高宗李治合葬于乾陵。 01对李清照，后世文人和评论家是极其偏爱的。王仲闻说，她使婉约派发展到了最高峰，从此也没有人能够继续下去黄墨谷说，她流传下来的词只有四十五首 历史上最著名的杀医者，估计就是曹操了，著名神医华佗成了他的刀下冤魂。其实，曹操可以杀很多人，就是不能杀医生。事实上，他杀华佗之后是懊悔的。 统治集团的分裂、党争与政治清洗构成了北宋后期政治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它的源头可以上溯至王安石神宗对于异见流俗的排斥打击。然而，当神宗驾崩之初，仍然存在着新旧兼用共改熙丰法 历史迭荡，恰似天上黄河，一去未返。光阴消逝，亦如江水东流，昼夜不舍。即便如此，冰澌融解后的春风、春雨、桃花、柳花，岁岁年年总相似，流转的唯有寂寂人面。将近四百年前，1638年，大明王朝已是风雨飘摇 笨拙的人没有智力资本，因此比别人更虚心笨拙的人从小接受挫折教育，因此抗击打能力特别强笨拙的人不懂取巧，遇到问题只知硬钻过去，因此不留死角。正是这与众不同的＂笨拙＂，成就了曾国藩非同一般的精明和高明。 刘备是《三国演义》里最会演戏的男人，说刘备是三国的演技派一点儿也不为过。尽管曹操、司马懿都很会演戏，但和刘备相比，还是差了一大截。刘备演戏的高超之处在于树立正统的大旗，打起道德的幌子，用仁义来史记、曾国藩、故事、内容来自互联网与用户投稿，仅供学习，如涉侵权，请发邮件到wenhz@foxmail.com，通知删除，敬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