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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江孜县各乡已经逐步建起小学，但小学毕业升入中学的不多。当听到上海市将出资300万元为江孜县建设一座新中学时，时任江孜县分管教育和卫生工作的副县长米玛次仁高兴得几乎从凳子上跳了起来：“这可给我们解决了大难题！”

后来，第一块足球场、第一套电子白板系统、第一个科创实验室……一个又一个全新设施在学校落地。作为变化的见证者，强巴石曲感慨万千：“对口援藏，让我们也拥有了这么好的教育条件。”

1997年，强巴石曲进入江孜闵行中学就读。“那时，学校里只有两栋小楼，黄土铺的操场，一下雨，满脚都是泥水。”2008年大学毕业后，强巴石曲回到母校工作，学校的面貌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在班觉伦布村，村民旦增正粉刷墙面、添加彩绘。上海市第十批援藏干部支持本地居民开设氆氇编织工坊，带动当地生产一批高附加值的青稞产品，并帮助他们开拓市场。在村里，上海援藏工作队今年正在尝试将江孜县打造为羊绒产业基地，共同建设氆氇研发中心，将兼具羊绒质量控制、纤维含量检验、产业工人培训、订单统筹发包等多种功能。

1331银河网站登录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拉开了对口支援西藏的帷幕。30年来，一代接一代援藏干部扎根雪域高原，矢志艰苦奋斗。本报记者走进上海市对口支援的西藏江孜县，通过一所学校的变迁、一个园区的升级、一份情感的延续，讲述援藏干部与当地干部、群众一道，齐心协力谋发展的动人故事。

上海市第一批援藏干部刚来时，江孜县城里都是土路，只有一小片低矮的房子。日喀则市相关部门把这些远道而来的年轻人送到县里，他们脸上满是旅途的疲惫和对未知的好奇。

援藏干部吴志跃做出了回西藏创业的选择。2015年，吴志跃开始创业，到江孜从事农产品加工销售。援藏时，吴志跃经常去村民家走访。群众对他的热情、对农业种植的朴素感情，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离开西藏，我能为这里留点什么？”虽然在任上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回到上海，每次想到这个问题，吴志跃都觉得自己做得还远远不够。如今，他开办的公司每年都会从江孜收购青稞进行加工，带动当地群众增收。

一早出发，王胜扬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下乡，到一个个点上看，直到晚上11点才回到县里。“回来后，顾不上吃饭，他立即通知县委常委开会。”同是上海市第一批援藏干部的赵荣善回忆。达娃感慨：“到最基层去，了解最真实的情况，援藏干部的作风打消了我们的顾虑。”

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上海市第八批援藏干部、时任江孜县人民医院院长的侯坤仍记得那场跨越100多公里、历时近两小时的生命接力。

“未来，我们将在日喀则打造一条高端羊绒氆氇产业链，为西藏传统手工业转型升级助力。”上海市第十批援藏干部、江孜县委副书记胡发炜展望着。

当时，江孜县计划在此建设一个现代化产业园区，需要抽调一些干部。得知主持建设工作的是上海市第七批援藏干部、时任常务副县长的江臻宇，江孜县发改和经信商务局党组书记罗旦心里多了一些底气。

我曾在拉萨工作，如今作为援藏干部来到岗巴县，肩负帮扶责任，见证发展变迁，倍感振奋。自从对口支援岗巴县以来，我所在的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聚焦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等五大重点领域，实施各类援助项目172个，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援藏期间，看到当地群众过着幸福生活，我感觉一切的付出与努力都有了价值和意义。接下来，我将与当地干部一起埋头苦干，多办一些惠民生、暖民心的实事。

侯坤一面安排医生乘坐救护车前去接产妇，一面在医院内做好抢救准备。产妇抵达江孜后，侯坤展开施救，同时对随车医生进行诊疗。直到两人病情稳定，大家才长舒一口气。此时，时间已经到了后半夜。

从哪里入手干？第一批援藏干部、江孜县委原书记王胜扬想着先把情况了解透。“我们能做的就是先多方调研，有针对性地确定一些援藏项目。”王胜扬回忆。

“江孜地广人稀，我们县医院要守护好群众健康。多付出一些不算啥，群众的肯定，就是我们最大的收获。”侯坤说。2014年1月，浦东新区人民医院与江孜县人民医院签署合作共建协议，开启结对帮扶、合作共建。10年间，浦东卫生系统共派出8批(总计32人次)“组团式”援藏医疗队、短期援藏专家团共45人次，接收江孜卫生系统进修人员共87人次。

学校的试验田里长满了土豆、萝卜等蔬菜。对很多孩子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看着一片作物从播种到成熟。强巴石曲还记得，去年9月试验田第一次收获，孩子们虽然在地里干活干得十分辛苦，但都笑容满面。排着长队，一点点把收成搬到食堂，再做成一道道可口的菜肴。

2013年8月，上海浦东农业发展集团的专业团队来到江孜调研。经过反复研讨，团队最终确立了以高原特色优势农业为发展方向，探索“两头在上海，中间在江孜”的发展模式。对罗旦来说，这种模式意味着持续的奔波。他至今仍记得，那几年带着农产品反复往返上海和江孜。

来来往往的行人早已熟悉眼前的一切，但今年77岁的达娃不会忘记，如果没有对口援藏，就不会有这些道路。回忆起当年的场景，这位年近耄耋的老人依旧十分激动。

30年来，70多名上海市援藏干部先后来到海拔4000米的江孜县，与当地干部、群众齐心协力谋发展，让这片土地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援藏30年，对江孜的影响太大……”提到上海，达娃总是忍不住打开话匣子。路过江孜闵行中学时，达娃充满感情。三年前，达娃的孙女达娃雍措从这所学校毕业，继续踏上求学之路。达娃的儿子扎江在这所学校任教，一批批学生在这里求学成长。

2017年一个夏日深夜，侯坤接到一通电话——“一名产妇产后大出血，需要紧急转院到江孜救治！”转院途中，随车医生也突发胸闷不适，需要救治。

一次，罗旦和江臻宇背着香菇等红河谷园区特产，前往浦东参加消费品展销会。展销会上人来人往，却没有人在他们这个展台前驻足。于是，两人就在展台前大声吆喝，拉住往来客商试吃，最终引得几名客商下单。

除了改善硬件，援藏干部还带来了很多新的教育理念。援藏干部、江孜闵行中学校长黎春带着师生们在学校里开辟了一块试验田，让孩子们参与试验田种植。“孩子们参与劳动，也能更直观地认识自然。”黎春告诉学校老师们。

如今，许多江孜的农业经营者都是红河谷的“毕业生”。他们在这里学习了先进的种植技术和农业理念。“我们想通过红河谷农业园区，让更多人参与现代农业，培养本土人才，变‘输血’为‘造血’。”上海市第九批援藏干部、时任江孜县副县长汪芳说。现如今，红河谷又引进了鲜花、盆栽等新产业业态，在种植农产品之外为群众增收提供了更多选择。

在这里生活了70多年、曾任江孜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达娃，退休后时常在县城里走走看看。每次路过江孜闵行中学、上海路、长宁路，他都忍不住驻足良久，脑海里浮现出一批批上海市援藏干部的身影。

在一批批援藏干部和当地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如今朗县的面貌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这些年，县里的营商环境更好了，干部的工作能力提高了，未来发展可期。对我个人而言，援藏是难以忘怀的宝贵经历，更成为支撑我攻坚克难的宝贵精神力量。

作为福建省首批援藏干部，我至今仍记得抵达朗县时的场景。那时的朗县，各方面条件有限。但是，这些困难并没有磨灭我们干事创业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