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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回忆澳门时说：“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澳门是中国自近代以来改良维新革命思想滥觞所在，亦为众多革命活动关键策源与组织要地。彼时香山县孕育而生中国最早的买办阶层，作为先驱率先接触西方文明，在宣传改良维新思想上发挥了重要效能。香山县人郑观应著《盛世危言》，全面提出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改革的主张，为戊戌变法等改良维新运动提供了思想源泉。

澳门成为改良维新革命等思想的发源地，是必然之中的偶然，也是偶然之中的必然。孙中山先生出生于香山县，在当时的地理与交通格局下，每次出海必经澳门，此情形可视为大环境必然趋势下的偶然经历。梁启超、康有为等人本籍广东，他们在广州、上海等地开展报业等活动受阻后辗转至澳门继续事业，这一转移则体现出诸多偶然因素影响下所呈现出的历史必然。

叶农：澳门在中西文明最早相识阶段地位独特。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足迹遍及世界。最初，葡萄牙人试图以武力打开中国市场。1517年，葡萄牙舰队抵达珠江口并在当地劫掠，但在明朝海防力量和坚决抵制下未能得逞。当时西方世界并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中国观，但葡萄牙人迅速意识到中国和他们此前所遇文明个体存在不同。

粤语方言中“舢板”等词汇成为葡萄牙文的外来词，“批荡”(建筑术语)等葡萄牙文词汇成为中文的外来词，这种内化力是中华文明强大生命力的体现。当下，我们应以开放胸怀接纳西方文化中的有益元素，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与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实现自身文化实力的不断提高，共同构建丰富多元的全球文化景观。(完)

对中国而言，澳门是西方异质文化的“展览馆”。当时，澳门开了全中国最早的面包店。穿着具有伊比利亚半岛风情服饰的葡萄牙人、西装革履的商人、穿着中国传统服饰的当地居民在街上走动，华洋杂处。对葡萄牙而言，澳门是其位于远东的重要贸易据点，可由此向中国输出胡椒、苏木、白银等来自欧洲和东南亚的货物，也从中国采购大量丝绸、瓷器、茶叶。澳门是商品交换的驿站，文化交流的窗口。

举例而言，在澳门相关历史文献、地方史志中，会提及当地官方组织鼓励居民开垦荒地用于种植，并兴修相应的水利设施来保障农田的灌溉。这种鼓励农耕的措施表明中国中央王朝考虑到了基本的经济生产方式，重视农业作为基础产业对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性。

例如，清朝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清王朝责令县丞编立保甲，通过保长不时稽查澳门基层的华夷事务，以加强对当地居民管理和监督，维护社会秩序。清朝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澳门议事公局修订治安条例，对节庆、祭祀活动燃放爆竹适度放宽禁制并增加庙宇开放，同时对各类社会活动规定时间、地点、参与人员范围与规模，还对宗教活动进行监管，要求各宗教团体遵守法规道德规范，不得进行煽动性传教活动，以此保障澳门多元文明背景下社会的稳定、和谐与有序发展。

在传统儒家文化体制的视野中，自身文明为正统而其他文明为体制分舵，其他文明需被匡正于有序框架内。从国家治理的宏观层面考虑，官方必然会极力避免各文明出现激烈的对抗冲突。一旦陷入混乱失序局面，澳门地区的商业活动将会首当其冲遭受打击，各类贸易往来势必被迫中断停滞。直接后果便是财政收入锐减，以商业贸易及手工业等为支柱的经济体系亦将面临危机。与此同时，社会秩序亦会遭受极大程度冲击，民生陷入动荡不安。所以，中国历代朝廷制定了各类严谨缜密且周全细致的治安条例。

1383开元app2024年是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长期以来，澳门作为中国看世界和世界看中国的窗口，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处于重要地位，见证不同文明的相遇、碰撞及共生共存。

澳门在儒家文化和中国传统社会观念的影响下，鼓励教育，实行一夫一妻制。澳门民间拥有多元包容的信仰氛围，既有代表海洋文明的妈祖信仰，也有土地神、灶神等本土信仰。澳门在葡人入居前便已具有完整、成熟和独特的文明体系，使租住澳门的葡萄牙人得以窥见彼时中国在社会治理方面的纯熟与智慧。

叶农，暨南大学文学院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导，澳门研究院院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政协广东省委员会委员，民盟广东省委员会常委，暨南大学主委，主要从事明清(港澳史)、基督教传华史、海外汉学的研究工作。

明清时期，全球宗教、思想等意识文化冲突激烈，而澳门成为各方文明和平共处的乐土，是中国中央王朝一贯秉持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社会治理理念的有力表现。

叶农：澳门的多元共荣表明中西文化各有所长且能互鉴，和谐共生，而非如“文明冲突论”所言为相互对立。澳门长期以来多种宗教信仰、文化习俗并行不悖，从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到东方的儒释道及民间信仰，都在这片土地生根发芽，表明中国治理体系的完备与成熟，以及中华文明所蕴含的包容特质，为全球多元文化交流互鉴树立了典范。

明清时期，澳门如何帮助西方国家建构对中国的认知？“澳门元素”的具体表征是什么？如何以澳门城市文化内涵为鉴，看待当下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暨南大学文学院古籍研究所教授、澳门研究院院长叶农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探讨澳门文化对当代中西文明交流的启迪与借鉴。

叶农：彼时明朝朝廷允许澳门葡商短暂进入广东贸易，因此澳门成为中西之间的交流纽带。然而澳门的开化并非因为西方海洋文化。早在公元前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澳门一带已有人类生活，“炮台山遗址”就是澳门早期人类文明存在例证。秦王朝时期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并推广，澳门自南宋绍兴二十二年(公元1152年)起归广东广州府香山县管辖。无论从教育、婚姻或经济制度而言，澳门乃至广州府都可以称得上一个社会治理成熟的文明社会。

于是，他们转变策略，向明王朝请求赴广州贸易的权利与在澳门半岛暂时居住的许可。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地位始终是租居者，是在中国管控下生活。如，明朝对澳门实行“建城设官而县治之”的政策，对葡萄牙人的活动范围、贸易行为等都有所约束。在行政管理上，中国设广州海道副使等专门官员负责监管澳门事务。葡萄牙人内部的一些事务可以由他们自治处理，但涉及如司法审判等重大事务须由明朝廷按照中国律法裁决。

葡萄牙文词汇体系中，广东与广州呈现为同一表述，折射葡萄牙人对中国地理、历史、文化认知存在极为显著的偏差。在贸易实践过程中，他们方懵懂知晓，广州仅为广东一域，广东不过中国一省。贸易的诸多货品并非全部源自广东本地，而是自其他区域辗转运输而至。凭借澳门这一独特窗口与地缘依托，葡萄牙人得以初探庞大而深邃的中华大地及其底蕴深厚的文明体系，进而审时度势，对与中国构建贸易关系的策略予以适应性调整和重新规划。

叶农：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澳门，这句话得到了诠释。各式文明，并行前进，交流共荣。因此，“澳门元素”最大的特点是其“共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