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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应持续加强“双减”政策执行力度，并强化相关的配套治理措施。一方面需要持续加强政策的执行，加大对校外教育培训行业的监督力度，减少家庭在生育和养育孩子方面的教育开支，从而有效地提高家庭二孩、三孩的生育意愿。另一方面，需要强化与“双减”政策相配套的治理措施，解决课后服务师资短缺和经费不足等问题，改革考试和评价体系，以及配套的劳动力市场改革等措施，全面提升教育的高质量和均衡发展。

奥门永利赌城网站今年5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学者刊发了一篇论文《“双减”政策影响家长再生育意愿吗？——基于全国29个省份的调查》。该项研究是基于29个省份10341名中小学家长的调查，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实证检验“双减”政策认可度对家长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

另外，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教育焦虑在中小学家长对“双减”政策的认可度与他们的再生育意愿之间起到了双向链式中介的作用。由于子女教育费用高昂和教育竞争的激烈，许多家庭选择了“少生、优生”的生育策略，从而降低了已育家庭的再生育意愿。随着“双减”政策的有效实施，学校提供的作业辅导和课后服务，以及政府对校外教育培训价格的规范管理，减轻了家庭教育支出的压力，进一步缓解了家庭经济负担和家长的教育焦虑，教育焦虑的减轻进而进一步减少了家庭的教育支出，逐步提升了家长的再生育意愿。

研究结果显示，“双减”政策对家庭生育二孩意愿的影响效应大于对生育三孩意愿的影响效应。与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长影响相比，“双减”政策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长的再生育意愿产生了更大的正面效应。

研究发现，提高中小学家长“双减”政策认可度，可显著提升家长再生育意愿。认可“双减”政策的中小学家长的再生育意愿效应更高，平均高出14.6%，这一结果表明“双减”政策的正外部性已外溢到人口生育领域，“双减”政策对家庭再生育计划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最后，教育和人口生育领域应采取多层次的综合策略，以全面提高已育家庭的再生育意愿。教育政策应与人口生育政策有机地配合和衔接，确保生育政策与教育政策之间的无缝对接，共同构建一个包含生育经济补贴、生育妇女就业支持、学校课后服务和托管服务、休假制度等在内的友好、积极、支持性的生育激励和保障政策体系。

首先，应提高中小学家长对“双减”政策的认知水平。应积极构建家校合作的育人平台，向家长阐释“双减”政策的核心意义和深远影响，提升家长对政策的了解程度、认知水平和认可度，积极转变家庭教育观念和理念，从而有效缓解家长教育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