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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另外，还有学者提及，小而具体的课题申报不被重视，大而宏观的课题申报通过率更高，使得学者偏向于选择通过率更高的课题。然而，学术界认为，越宏大的题目往往越没有学术价值。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彭国翔：青年教师容易产生的自我质疑、自我否定的虚无感，除了你提到的那些因素，也许还另有原因。当然，具体落实到个体而言，每个人的情况多半各有不同，无法一概而论。因此，我很难提出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建议，去消除所有人的虚无感。不过，我觉得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才能尽量避免青年教师产生虚无甚至幻灭感。

高校青年教师正陷入一种群体焦虑，比他们早几年进高校的老师考核是一套标准，等到了自己这一批，发现标准提高了不少。即便争取到了机会拿到“入场券”，当了“青椒”，也不敢放松，身边的人越“卷”，成果越多，自己好像永远都在追赶不断变化的标准线。

澎湃新闻：2012年，一本讲述大学青年老师生存实录的书《工蜂》出版，引起较大反响，书中指出青年教师工作繁忙，报酬微薄，处在高教体系的最底层，面临着多重的压力，包括科研、教学、收入、职称等，学历资本在阶层晋升中大大贬值。如今十多年过去了，青年教师这个群体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哪些改变？

彭国翔：你所说的“越宏大的题目往往越没有学术价值”，的确是学术界真正严肃学者之间的共识。事实上，对于现代学术来说，以“专题研究”、“专精之作”而非“通泛之论”作为学术研究追求的目标，在世界范围内早已是不言而喻的学术自觉。缺乏这一学术自觉，喜欢在宏大的题目上泛泛而论，只能说是尚未步入现代学术之门。

彭国翔：如果所谓“大牌教授”指的是那些在资源分配方面拥有更多权力的教授，那么，绝大部分青年教师显然不在资源分配的权力结构之中，或至少不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如此一来，青年教师在项目申请和职称晋升等方面处于弱势，就是不言自明的了。而如果说“项目”、“课题”在业绩考核、职称评定等方面又构成了评价的标准，那么，青年教师在晋升方面的困难，就是可想而知的了。

学历资本在阶层晋升中贬值越来越快，在高校教师这个群体里尤为明显。正如《工蜂》第二篇的开卷语所言：“在这个名为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却不再是价值的尺度，而仅是价值的工具。”

总之，对于“非升即走”这个制度，社会上还存在一些误会和未必深入和全面的观察与思考。我对这个问题的确有自己的看法，不过，这也许需要专门写一篇文章，才能较为充分地把我的看法表达出来，供大家参考。

另一方面，面对各种压力，青年教师也需要培养心理和精神的自我调节能力。换言之，在面对各种压力时如果能够从容应对、在精神和心理方面始终保持平衡与稳定，也就不会被虚无、幻灭感裹挟甚至压垮，甚至根本不会产生那种虚无、幻灭感了。事实上，压力本身是一回事，如何看待和面对压力是另一回事。只有双管齐下，在改善外部环境的同时，培养一种从容稳定的心态，才能将那种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虚无甚至幻灭感降至最低。世界上各种伟大的精神传统，都能提供这方面的资源，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传统，尤其具有一种身心修炼的智慧，可以帮助包括青年教师在内的所有人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在日益复杂多变的大千世界中保持心灵的坦荡、恬淡和自由。因此，如果要我提供具体的建议，我觉得不妨多读一些中西方人文学的经典，如此可以帮助大家扩充心量、提升境界，从而在日常生活中气定神闲。

澎湃新闻：在当下申报基金项目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形势之下，以“项目”作为高校教师业绩考评的硬性标准乃至“非升即走”考核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否需要有所调整？您认为应该如何调整？

当然,有关方面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而在政策方面也有针对性的设计。比如说，设立了像“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这样专供青年教师申请的课题和项目。但是，如你所说，包括项目在内的各种资源分配的话语权，大都掌握在“大牌教授”那里，因此，且不论这种青年项目在支持的力度等方面在社科基金的等级序列中处在底端，对于数量庞大的青年教师队伍来说，恐怕仍然是杯水车薪；不仅难以有效地解决青年教师获得课题、项目的问题，无形中还在青年教师队伍中制造了未必良性的竞争文化。

当然，这并不是说不需要宏观的研究，而是说宏观的判断需要建立在具体而坚实的研究基础之上，才不致流于空中楼阁。打个比方，在一片森林之中穿梭往来、对森林的各处局部都能够尽可能了如指掌之后，再步出森林之外，对森林做出整体的判断，与那种从未进入森林内部，对森林的细部毫无了解，始终在外部对森林的整体指手画脚，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澎湃新闻：青年教师经历了二十几年寒窗苦读，终于能在大学里争得一席教职。然而，年过三十岁不得不面对职称晋升、教学科研、结婚生子、赚钱养家等人生大课题，一边担忧“非升即走”，为了评职称拼命发论文，另一边还要面对不断攀升的房价和生活的重压，容易产生自我质疑、自我否定的虚无感。对此，您有何建议？

好比一群人在游泳，大家游得越来越快，然而“上岸”的要求逐年提高，要是一个“浪”拍过来，离岸边又远了，努力白费了。在“非升即走”的考核下，部分人在35岁左右的年纪走向了失业和再就业。有的人换了高校，逆向而行，人往低处走；有的人干脆转行，换一条赛道。

1331银河一站2012年，一本讲述大学青年教师生存现状的书籍《工蜂》出版，披露了这个自带光环、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的另一面——背景光鲜的高学历人才，三十岁左右才踏入大学任教，处在高教体系的最底层，身上背负着科研、教学、收入“三座大山”，在本该成家立业、养家糊口的年纪，却不得不应对压力大、积蓄少、收入低的现实窘境，艰难心酸。

就像你提到的，那些外部环境造成的重压，是导致青年教师容易产生虚无感的原因，既然如此，如何妥善解决外部环境的种种问题，尽可能减轻青年教师承受的压力，恐怕是首先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社会环境的种种问题，正如我在访谈开头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时所说，是这十多年来国家和社会整体环境变化的结果。因此，只有国家和社会的整体环境进一步改善，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或至少是减少青年教师的压力。具体来说，把有无项目从业绩考评的标准中去掉，就是减轻青年教师压力的一个重要和必要的举措。

其次，十多年来，包括青年教师在内的整个教师群体，在包括收入在内的许多方面，整体上不能不说有不少的提高和改善。但是，如果将物价等因素考虑在内，其目前的生活质量是否较之十多年前大幅提高，恐怕很难一概而论。尤其是，生活质量涉及个体的主观感受，更难完全以外在的条件作为判断的唯一标准。就此而言，禅家所谓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或许更能够描绘在社会变迁的大势中，每一个体的主观感受是如何地可以各不相同吧。总之，大体而言，就我所接触到的人文学科的青年教师来说，各方面压力不断增强，在无论好坏的诸多变化之中，似乎是较为突出的一个方面。  

比如说，一些青年教师既有志学术，也有更强的科研能力，却不善于或不屑于投机经营，尤其是不善于或不屑于结交甚至攀附那些掌握资源分配权力的“大牌教授”，这样一来，他们在课题和项目申请方面，就不占优势。相反，一些青年教师不过是把研究工作当作自己的“职业”而非“志业”，也没有突出的科研能力，但却擅长投机钻营，尤其是“按需”结交和攀附那些“大牌教授”，如此一来，他们便较易获得课题和项目。但是，后者即使项目申请书写得天花乱坠，是否能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就是另一回事了。

既然世界范围的学界早有共识，为什么还会出现你所说的那种大而宏观的课题申报通过率更高、小而具体的课题申报不被重视的问题呢？这就很值得大家一起来共同反省、深入思考了。

如今十多年过去了，“青椒”（大学青年教师）的生存环境又多了几分变数：从预聘转长聘的“非升即走”制度全面推行，高学历人才培养规模持续扩大，房价较十年前大幅上涨等等。

为此，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进一步对话彭国翔教授，探讨大学青年教师面临的晋升压力、职业安全感与心理健康等问题。  

不过，一旦获得了“长聘”的资格，青年教师的工作就会比社会上其他的行业（比如企业等）更为安全。因此，如果从工作安全（job security）的角度来看，“非升即走”这一机制同时也包含了更加稳定的可能性，并非只有不确定这一面。

至于应该如何调整，我认为，首先要做的就是不应再将其作为业绩考评的标准之一。至于是否仍然可以作为一种激励机制而在考评系统之外存在？以及具体如何存在？学界应当充分讨论、集思广益。而更为关键的是，政策的制定者要能够充分了解学术自身的运行机制，充分听取学界人士的意见。

澎湃新闻：从预聘转长聘的“非升即走”制度让青年教师普遍觉得没有安全感，他们自嘲是“困在预聘里的‘高校临时工’”，一旦留不下来，更换工作岗位对于他们来说也意味着要付出比较大的成本。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近日，南京林业大学一位青年教师首聘期不合格后自杀离世的事件，引起了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彭国翔的关注。他呼吁，有无项目不应作为高校教师业绩考评硬性标准，应推动制度加以改善。

彭国翔：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做过专门的调研，缺乏可靠的数据对这十多年的变化做出某种判断。因此，如果一定要问我这个问题，我只能根据我自己有限的经验来回答。“有限的经验”有两层涵义：其一，是指我所能接触到的青年教师在数量和学科分布上是有限的。大体而言，我所能接触到的青年教师基本限于人文社科领域；其二，我的观察也很难没有我个人的主观性。因此，对于你所提的第一个问题，即“十多年来青年教师这个群体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哪些改变？”我只能做出如下的回答。

首先，这十多年来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包括各种政策的变化以及政策变化所导致的各方面的变化，是决定青年教师这个群体十多年来生存环境变化的最重要和基本的因素。换言之，2012年以来青年教师群体生存环境的变化，取决于2012年迄今社会各个方面的整体走势。前者不是一个自变量，而是后者的因变量。要想对前者做出一个基本的观察和判断，需要对后者有一个准确的把握。

彭国翔：首先，从“预聘”转“长聘”的所谓“非升即走”，其实也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学习西方高等教育在制度方面的一个结果。在“长聘”之前的“预聘”阶段，由于存在着最后考评不通过而必须离职、重新找工作的可能，青年教师普遍感到没有安全感，是很自然且完全可以理解的。

彭国翔：这个问题，我在“‘项目’是否应该作为高校教师业绩考评的标准？”（在“学人Scholar”公号5月15日发表时，题目被编辑改为“不彻底改变‘项目’作为高校教师业绩考评的标准，自杀事件还会一再发生”）这篇文章中，已经明确地表明了我的看法，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

澎湃新闻：在课题申报上，青年教师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而大牌教授掌握资源更具话语权，这是否会形成“二八定律”，青年教师申请项目、顺利晋升难上加难？

在此，我想强调的是，我并不是反对考核本身，恰恰相反，我历来认为，作为一种制度，考核是很有必要的。这里的关键在于，考核的标准应该是什么？怎样的考核标准才是合理的？就此而言，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文章中指出的，把“项目”作为业绩考评的一项标准，完全没有道理。而目前一系列的乱象，包括青年教师所承受的种种不必要的压力，很大一部分正是来自于把有没有项目作为业绩考评的一个硬性指标了。这一点当然需要调整。不然的话，的确很难保证不再发生不应该发生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