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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春豪：中印两种文明的交往交流是自发自觉、和平方式、真正意义的文明交流互鉴。我认为这是中印文明互鉴最为核心的特点，是由东方文明“和”的底色决定。中国和印度是搬不走的邻居，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遍布两国交往足迹。贸易往来带来人文交流，也无形中将彼此的文明融入对方传统。中国古代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四大发明的传入，极大推动了印度文明发展。而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特点，又使得印度文明的精髓得以与中华文明交融传承。发源于印度的佛教约在两汉时期传入中国，并逐渐成为中华文明儒、释、道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真实写照，大乘佛教至今仍在中国盛行。随之，印度的建筑、文学、音乐等领域也与中国文化相互碰撞，对中国志怪小说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楼春豪：中国与印度的文明历史悠久，延续至今，发展出不同于西方的东方哲学体系，在很多方面有一定相似性。比如，中印文明都将“和”视作天下大道。中华文明倡导的“天下大同”与印度文明主张的“世界一家”异曲同工，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再如，中印文明都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华文明中的“天人合一”与印度的“梵我一如”，都强调顺应自然规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此外，中印文明都非常注重家庭价值观，将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单元，亲情、孝道等是两国的传统理念。印度古代规范伦理价值和社会秩序“法论”(Dharma shastra)的思想源头可追溯到规范家庭祭祀的家祭经，而祭祖仪式同样也是规范家庭乃至社会秩序的“孝道”的仪式载体，是儒家教化的核心要素，故有“祭者，教之本也”一说。

楼春豪：首先是加强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这对于消除偏见和刻板印象、加深理解、增进共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曾经中印间的官方沟通渠道和机制很丰富，民间智库交流、留学生互换、旅游业合作等较为热络，但近年来的交往情况不尽如人意。双方需要尽快恢复官方和民间的交往交流，为人员往来互动营造良好环境。这方面印度需要做出更大努力、展现更大诚意。

比如，东方思想中普遍认同的“天人合一/梵我一如”，就被季羡林先生视为“关系到人类发展前途”的思想。当下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包括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经济危机等负面影响，恰恰需要东方智慧给出新的解决路径，中印两国可以通过自身探索实践为更多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并以自身影响力为南方国家争取更多权益，从“龙象之争”真正走向“龙象共舞”。

楼春豪：如今，中印同为发展中大国，总人口超过全球三分之一，加之两国在G20、金砖国家机制、上合组织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南南合作、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领域有着广泛共同利益，两国能否携手合作，关乎亚洲乃至世界的未来。

其次，加强经济领域合作。2014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印度，是莫迪总理第一任期首位到访印度的大国领导人，双方达成“两国各自的发展进程相互促进，决定实现优势互补，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重要共识。近些年，印度采取对华歧视性经贸政策，严重影响到中印经贸关系发展和中国企业在印度的正当利益。下一步，印度需要改变其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安全化的做法，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营造良好政治氛围。

将中印交往史铺陈开来便能知晓，和平友好是主旋律，分歧只是插曲。甚至可以说，如何妥善管控和处理放眼全世界都少见的、异常复杂的殖民遗产导致的问题，更能显现出中印两大文明的智慧。

0207威尼斯中国与印度作为世界两大文明古国，文明交流互鉴的步伐跨山越海，延续两千余年，创造出灿烂的文明成果。当下，作为全球两大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印度的文明对话不仅关乎两国自身繁荣发展，更关乎全球文明和谐共生。

不过，中印两国自然环境、社会结构、治理范式等不尽相同，双方的文明传承和文化习俗也存在不少差异。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中华文明更注重“入世”，儒家、墨家、法家等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哲学流派都对“入世”有多角度论述，“学而优则仕”“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强调人们可通过自己的言行，影响他人、推动社会进步。而印度文化更注重“出世”，更多的是“重精神轻物质”“离欲出世、追求解脱”是印度文明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当然，无论是“入世文化”还是“出世文化”，都不是绝对的。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明确两点：首先，邻居是搬不走的。中印两国的现代化之路都需要和平稳定的周边关系。其次，中印携手发展是广大南方国家的期盼，印度是殖民者“分而治之”策略的直接受害者，理应明白中印分歧终将损害中印乃至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无论是自身发展还是国际环境，都需要中印有足够的智慧求同存异，向世界分享东方智慧。

再次，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如前所述，中印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诸多相似难题，两国有必要就保护生态环境、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解决庞大人口就业、抵御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打击民族分离主义、保障能源安全等共同难题，深入推进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当然，中印之间的互鉴，并非原样照搬，更不是任何一方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向另一方强制指导和输出，而是一个结合各国实际与国情不断本地化的过程。

楼春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南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印度友好协会理事，国家级人才称号获得者。长期从事印度和南亚的区域国别政策研究，曾在印度国防研究分析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学、美国亚太安全研究中心访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1项，出版专著《印度财团的政治影响力研究》一部，发表中英文核心论文数十篇。

中印文明互鉴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双方的交流是平等的、双向的、共赢的。隋唐时期，许多中国僧人西行到印度学习，不仅带回印度的文化与物产，也记录下当时印度的文化风貌。由于气候环境等自然因素以及史学传统的差异，印度缺乏中国式连续不断的史书编纂传统，古印度的史料记载极为缺乏，法显的《佛国记》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成为研究古印度的重要史料。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时，曾多次到访柯枝国(今印度科钦)，大大促进了两国经贸和文化联系，当地人至今仍保留并使用着郑和当时传授的“中国渔网”。

近代以来，中印文明交流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对民族独立的追求。1924年，泰戈尔访华，极力推动中印两国文化交往。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被誉为“印度白求恩”的柯棣华医生始终在一线救死扶伤，最终牺牲在晋察冀抗日前线。

最后要强调的是，中印双方应加强媒体、出版、教育等文化领域的合作。长期以来，阻碍中印交往的因素之一是“他塑困境”，印度民众的对华认知不是来自中国传递的信息，更多信源和观点来自西方。我们可进一步拓宽、丰富与印度的沟通渠道，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喜好的中印人民建立起更加个性化、人民群众更加喜闻乐见的“传播立交桥”。(完)

与其他文明间的交流相比，同属东方文明的中印文明互鉴呈现哪些特点？对推动文明多样性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何现实意义？近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楼春豪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