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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记者：提到古希腊文明，大家可能脱口而出的多是“希腊三贤”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您看来，荷马有何特别之处？

中国建立古典学，源于一个古老文明不断自我更新的内在动力。“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一文明的最新目标就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以，从学术上服务于此的中国古典学必不会照搬照抄西方，而是在最大程度上学习借鉴世界各大文明的古典智慧，其学科建设也必然会经历一个兼收并蓄、聚讼争论、融合创构的探索性过程。

研究古典学为何绕不开荷马？中国学界研究荷马实现了哪些积累和传承？对中西文明互鉴有何启发？受邀参加大会的重庆大学古典文明与政治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文涛，近日就这些问题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其三，无论荷马史诗、《摩西五经》还是《诗经》，都包含着民族历史的重大叙事，在诗和史的交织中，三大民族的性情和精神特质，于不同天人关系中展开的生活方式和文明道路，都得到了原初的塑造和规定，这也是“经”为文明奠基的含义。

值得一提的是，哲学家尼采首先是一名职业古典学家，1869年他在巴塞尔大学发表的古典学教授就职演讲，题目就是《荷马与古典语文学》，向沃尔夫以来的荷马研究发起挑战。综上，在古典学发展的每个关键节点，荷马研究都占据着代表性位置，足见它是古典学研究必要的一环。

西方的现代古典学是严格意义上作为一门建制性学科的古典学，一般认为其建立标志是1777年德国青年沃尔夫(F.A. Wolf)在哥廷根大学注册“学习古典语文学”(studiosus philologiae)。作为现代古典学之父，沃尔夫的代表作是1795年发表的《荷马史诗绪论》，前述“荷马问题”也主要由他开启。

沃尔夫提出了一种对古代世界作全面整体研究的“古代学／古代通学”(Alterthumswissenschaft)的古典学研究范式，这一范式后被德国古典学大家维拉莫威兹(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推至顶峰。19世纪末，维拉莫威兹和尼采关于古典学研究范式的一场世纪争论，决定性地影响了后来古典学的发展。

我认为，造成古典学这个西方老牌“皇冠学科”陷入危机的原因很多，学科内外的都有，但最关键的还是某种现代性精神的极度膨胀。西方现代古典学围绕是否有荷马、荷马是否天才等一系列“荷马问题”所争论的，说到底，是承不承认有古典理想、古典智慧、古典精神、古典德性等，以及它们对现代社会还有无价值。激进的现代性思潮和进步主义精神对此持否定态度，难免使古典学产生危机。

张文涛，重庆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大学百人计划学者，重庆市哲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古典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2016-2024)、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古典学研究分会理事，希腊奥纳西斯基金会高级访问学人，国际柏拉图协会会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希腊哲学、西方古典学、古典政治哲学等。著有《哲学之诗：柏拉图<王制>卷十义疏》《尼采六论：哲学与政治》等，编著《戏剧诗人柏拉图》《神话诗人柏拉图》等，主编“智术师集”“普鲁塔克集”等古典学术丛书，主持国家课题《古希腊文学中的正义观念研究》《柏拉图政治哲学的思想渊源研究》等。

01811app国际银河官网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6日至8日在北京举行。谈及古典文明研究，在西方古典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有诸多先贤哲思。作为杰出的诗人，荷马及其传世之作《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奠定了古希腊文学传统的基石，荷马史诗更是在很长时间里影响着西方的宗教、文化和伦理观。

荷马如此重要，但谈到希腊文明的理论性奠基人，我们往往还是想到“希腊三贤”，反映出我们对荷马这位希腊民族的塑造者和西方文明奠基者的重要性，在认识上还有所不足。这也正是当前推进西方古典文明研究的意义之一。

不过，作为两部史诗作者的荷马，他的生平、创作时间和过程，甚至究竟有没有这个人，都成了难解之谜。从古至今的争论无数，现代荷马研究所谓的“荷马问题”就是围绕这些谜团形成的一个专门领域。今天看，谜怕是永远也解不开了。但无论荷马是一个天才的名字，还是一个集体性的意象或“观念”，都不影响荷马史诗的伟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前辈学人罗念生和王焕生先生，既是中国古典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也为学界提供了荷马史诗的经典汉译文本。著作方面，多年以来，西方现代古典学术各种流派和方法的荷马研究，比如统一派和口头诗学派的，以及语文学、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哲学和政治哲学等方法的，基本都有代表性著作译介过来。研究方面也类似，中国学者在消化吸收西方同行成果的基础上展开多维度研究，初步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

一新译荷马论著的西方作者说：“我真心相信，未来针对古典希腊思想展开的真正哲学意义上的研究和活动，将主要集中在中国。”话虽溢美，但古典学在中国正蓬勃发展、充满朝气，是不争事实。

我认为，要充分和完整地理解什么是雅典，什么是“希腊性”，什么是西方文明的古典开端，都必须好好研读荷马。在这方面，我们的古典学研究还大有可为。

关于“谁杀死了荷马”的拷问，其实是来自20世纪末两位美国古典学教授的呐喊，他们著书《谁杀死了荷马？古典教育的消亡和希腊智慧的复苏》，实际是问“谁杀死了古典学”，反思西方古典学的危机和出路。

传承角度，以社科院外文所古典学研究室的新生代古典学者为代表的青年学人们，正赓续着老一辈古典学人的学脉，锐意进取，全方位推进国内的荷马研究。无论对荷马文本的详注和疏解，对西方优秀论著的引介，还是对荷马从文明奠基和文明互鉴的角度做原创性阐发，相信不久的将来都会有精彩成果涌现。

张文涛：荷马称得上是“西方文明之父”。在所有古希腊经典中，荷马史诗位居首位，且《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绝非一般意义上的诗歌，而是“奠定西方古典文明的根基”的元典。事实上，从古至今，西方无数贤哲，比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柏拉图、色诺芬、西塞罗、贺拉斯、朗吉努斯、但丁、马基雅维利、蒙田、尼采等，都把荷马的诗歌视为西方文明在道德、社会、历史、哲学、神学、艺术等方面的文化基础和智慧源泉。

首先，荷马史诗是西方文明的第一“圣经”，在希腊文明中所处的位置，与《摩西五经》之于希伯来文明、儒家六经尤其《诗经》之于华夏文明是一样的，都是各自文明首要的教化经典。换言之，从文明互鉴角度看，以中鉴西，荷马史诗在希腊文明中实具有“经”的性质和地位，这就是柏拉图说荷马是“最伟大和最神圣的诗人”，是“希腊的教化者”的根本原因。

张文涛：从古典学的发展历程看，西方的古典学术是在公元前4世纪到1世纪的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里亚的文法学家(grammatikos)手中第一次大规模兴起的，一代又一代文法学家们的核心工作，即系统地编辑、校勘荷马史诗的文本。

中新社记者：中国学界对荷马研究有着怎样的积累和传承？听闻西方有学者发出“谁杀死了荷马”的灵魂拷问，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再从荷马的重要性来看。学界有一种著名说法，西方文明是由“两希文明”即希腊和希伯来构成的，雅典、耶路撒冷这两座城市的名字常被用作两个文明的象征。但人们在这种张力性的双重结构中理解希腊或雅典时，重点大都放在哲学传统上，之前的荷马和诗歌传统往往易被忽略，没有注意到雅典自身也有一种双重结构。

古典学的研究对象诚然古老，但我期待，中国的古典学人都能拥有立足现代、回首古典、朝向未来的年轻心态，从中国自身的文明关切和文明抱负出发，以兼容并包的开放胸襟，平视世界的自信目光，在多维比较、交流互鉴、保持张力、求同存异的反复思考中，勇敢探索古今中西之争难题的破解。(完)

20世纪初尤其是二战以来，古典学在西方面临很大危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晚近一个案例是2021年普林斯顿大学古典学系改革，直接取消了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学习要求以打击“系统性种族主义”，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

张文涛：以荷马研究为例分析，古典文明的学术研究无疑大大深化了我们对中西文明源流的理解，且这一理解还会随着文明比较互鉴意识的增强，继续走向深入。

其二，荷马为希腊社会提供的教育或教化是典型的诗教，后来柏拉图欲革新希腊文教理念和制度时，仍然无法做到全然抛弃荷马的诗教，这一点与孔子删诗的文明教化行动比较，也有很大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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