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维度看，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魏晋隋唐时期的三教合一、宋元明清时期的多元文化，汇聚了不同的思想资源，中国文化发展在保持其统一性和延续性的基础上，在不同阶段体现出不同的思想创新主题。在世界上一些地区因为宗教纷争不断陷入战争时，中华大地上出现了西汉张骞、唐代玄奘、明代陈诚出使多国、增进互学互鉴的文化互动。

的确，从人类早期的发展状况而言，四大文明古国主要分布在非洲、亚洲，只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引领人类科技进步。然而这种发展上的“轮转性”被“西方中心主义”者理解为社会发展的“方向性”，从而重复所谓“西方以外的种族缺乏对人类文明贡献”的谬论。

今天的中国正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当下，应如何进一步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促进东西方文明更好地“借鉴彼此”？南开大学哲学院院长干春松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回溯历史，照鉴当下。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华文化经历了从中国、东亚向世界的传播发展阶段，作为一个面向未来、不断发展着的文化体系，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乃至世界文明版图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也体现在文化思想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了众多西方重要学术经典以及反映政治社会思潮的作品。相反，基于“文化中心主义”认知，一些西方人士没有以多元价值的立场，来看待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思想的发展，这些人因文化的傲慢而产生对其他文明的漠视或“东方主义”式猎奇，造成实质上的自我封闭，甚至对中国的发展、对中国人所建构的政治社会秩序抱有莫名其妙的敌视。这种现象不利于中西之间增进相互了解和平等相待。

从伏尔泰到当代学者，所要应对的问题并不相同，但来自中国经典的智慧力量却是一脉相承，文化传播、文明互鉴的力量也由此得到证明。

此外，还要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和学术团体的影响。根据传播对象的接受习惯来设计传播方式，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尤其要借助艺术作品，比如纪录片等来传播当代中国人的生活，艺术表达更具有情感共振的空间。

当前，一个更加有效的国际传播体系正在逐步建成。就我个人比较熟悉的社科领域而言，“新汉学计划”吸引了许多海外留学生持续深入研究中国，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让大量中国作品得以在海外出版发行，增进了海外读者对华认知。

在我看来，中华文化要在国际上得到更好传播，“传播前置”非常重要。世界各地研究中国文化的人群中，大多数是对中国有感情的学者，而他们的传播更容易获得所在国民众的信任。今年7月下旬我赴日本九州大学交流，九州大学的荒木见悟和冈田武彦生前都是研究中国思想的国际著名学者，为东亚儒学研究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目前九州大学的中国哲学专业出现了人才断层，从事中国哲学学习的本土学生在减少，世界不少大学都有类似情形，不容乐观，需引起注意。

儒家倡导“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信念，认为中华文明的道德感染力无需通过“输出”的方式来传播，而应依靠文化自身的吸引力来感染天下不同的族群和民众。

中外之间的认知差异，也有一些是对中国的政策、发展状况等缺乏深入理解导致的。我们要正视不同文明因为地理环境、历史进程而造成的差异性。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通过对话交流不断增加共识，为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创造条件，进而管控差异和分歧。

历史上，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的很多国家接受了汉字，也接受了科举取士的人才选拔制度，这是中华文化吸引力的典型表现。另一方面，强调文化吸引力，并非拒绝学习别的文化。这意味着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播并非单向，事实上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形成了沟通网络。

干春松：前些年有一本名为《耶路撒冷三千年》的书深受读者欢迎，讲述了拥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争夺“圣地”耶路撒冷，战争和杀戮在三千年的历史中不断重复。时至今日，围绕耶路撒冷、围绕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依然是世界和平面临的重大挑战。

历史上，文化传播也会出现一些非预期的结果。比如，明清时代进入中国的传教士翻译了大量儒家经典，这些经典作品所体现的理性精神和人本主义立场，与法国启蒙运动反对神权、提倡人权的思潮构成了共振。我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东方思想家，为欧洲启蒙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助力。作为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伏尔泰对孔子尤为推崇，曾在其巨著《哲学辞典》中反复强调孔子对于世界文明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也有西方学者指出，人类要摆脱困境，必须汲取孔子的智慧。

在中日文化交流中，鉴真的事例富有传奇性。他东渡日本，传播中国文化，写下了文明交流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通过建唐招提寺，他将唐代建筑文化带到日本。今天我们惊叹于京都和奈良古建筑之精美，这其实是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东传的结果。人类对美的事物的共感表明，文化交流是建立互信互爱的人类社会的基础。

1331银河游戏文化如水，浸润无声。千百年来，从唐代高僧鉴真创建的日本唐招提寺，到法国学者伏尔泰书房里的孔子像，中华文化通过各种途径传播于世界各地。

而中华文明在殷周之际的重大变革时，并没有走向“一神教”，而是通过道德与人的自觉来建构价值体系，强调天人合一，即人与宇宙之间的价值同构，这样就排除了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上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如此，中华文明才可以不断地吸引不同地域、不同倾向的文明而加以融汇创新。

干春松：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是文化传播。鉴真和伏尔泰的例子可证，文化传播的最主要动力在于文化的吸引力。善用文化、文明的力量，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必然要求。

比如，外来文化在唐代得到传播和发展，特别是佛教。玄奘不惧艰险去印度取经，成为中国文学的经典题材；随着日本遣唐使和僧人等来华学习，佛教完成了从印度到中国、再到朝鲜和日本等国的传播过程，在接受、融合、创新中不断发展。

同时，也要认识到经济交流对不同文明相互理解的重要性。从人类文明发展的经验看，脱离经济交往基础的文化交往是肤浅的，同时，不以文化互信为前提的经济交流也是脆弱的。未来需大力发展中外经贸往来，让文化成为经贸活动的桥梁，促进人类的共同进步和繁荣。(完)

干春松，南开大学哲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主要从事儒家与政治哲学研究。著有《儒学的近代转型》《理想的国度：近代中国思想中的国家观念》《公天下与家天下》等。

中新社记者：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中指出，如果没有东方的帮助，西方的拓展无法实现；如果没有东方的贡献，西方的崛起无法想象。面对挑战，东西方文明应如何更好地“借鉴彼此”？

干春松：作为人类文明史上重要的原生思想系统，中华文化发源于中国，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无论是价值体系的创立还是科技发展，各民族都贡献了自己的智慧，由此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当代形态。从国家的规模和文明的独特性而言，中国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具有文明意义上的新示范性，通过经济社会平衡发展的模式，展现了新发展的格局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