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条件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

　　挪威驻华大使司文指出，中国在过去4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成为中等收入群体。这种经济发展水平和规模史无前例，中国应该引以为豪。
　　无论按哪种标准来衡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确实呈扩大趋势，这与一些发达国家中等收入群体缩水形成了鲜明对比。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认为，在未来几年，假定收入分布不变且居民收入增长保持6。5的水平，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可以达到43，到2025年可以超过50。这意味着，要实现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过半的目标，可能需要大概10年的时间。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新阶段，经济结构变革的趋势性特点比较突出，制度结构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这为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提供了重要的机遇。
　　题记：2017年3月27日至28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挪威城市区域研究所在海口共同举办了第九届中挪社会政策论坛暨第82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会议主题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经济全球化新挑战、新动力”。来自中国、挪威、芬兰的专家学者、智库、企业、政府官员等围绕经济全球化逆流背景下的中等收入群体相关议题进行深入研讨。与会专家认为，把握经济转型趋势，深化结构性改革，中国有条件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壮大
　　1。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
　　与会专家从不同角度对中等收入群体进行了界定，认为其形成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其标准确定需要与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相适应。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建议，以全球230个国家的中值收入作为标准，把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上下限分别设为全球230个国家中值收入的66。6和300。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指出，中等收入群体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有恒产，比如有房有车；有一定量的储蓄；有相匹配的教育、医疗等服务；还具备享受旅游等生活闲暇的能力。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指出，中等收入群体有共同的消费偏好，形成了共同的需求。美国提出的中等收入群体，主要指四口之家、有车有房、接受教育，以此倒算所需要的收入水平。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认为，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或当地城镇居民家计调查折算的劳动者平均收入水平为下限，以高于平均收入2。5倍为上限，个人收入稳定且家庭住房问题已基本解决，同时拥有一定数量的金融资产，这样的人群即为中等收入群体。从社会角度看，应该把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内涵定得更清晰些，把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定得稍高一些，避免出现“被中产”的现象。
　　2。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
　　无论按哪种标准来衡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确实呈扩大趋势，这与一些发达国家中等收入群体缩水形成了对比。
　　挪威驻华大使司文指出，中国在过去4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成为中等收入群体。这种经济发展水平和规模史无前例，中国应该引以为自豪。
　　李实指出，用全球230多个国家中值收入66。6300的标准衡量，2002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不到5，此后不断提升，2007年达到14，2013年达到24。03。2016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达32。
　　苏海南根据他提出的标准指出，估计2015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约达2。8亿人以上，占当年全国人口总数的20。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由原来没有中等收入群体到有2。8亿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是非同寻常的成就。
　　挪威城市区域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特斯理认为，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在过去10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近年来中国的游客到欧洲、挪威旅游、消费的数量已经极大地增加。
　　经济转型升级为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提供历史机遇
　　1。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有望实现倍增
　　尽管不同专家测算的中等收入群体标准有很大不同，但不少专家认为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有条件实现规模倍增。
　　李实认为，在未来几年，假定收入分布不变且居民收入增长保持6。5的水平，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可以达到43，到2025年可以超过50。这意味着，要实现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过半的目标，可能需要大概10年的时间。
　　苏海南建议：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人数、比例目标可设定为由2013年的2。5亿人和占全国人口的18。4，分别上升到2020年的4亿人以上和28以上，基本上实现倍增。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未来510年，不仅要保持6以上的经济增速，而且要明显提高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加大利益关系调整力度，使中等收入群体从2013年的25左右提升到50以上，以实现倍增的目标。
　　2。经济转型升级为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提供重要动力
　　迟福林认为，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新阶段，经济结构变革的趋势性特点比较突出，制度结构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这为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提供了重要的机遇。
　　第一，产业结构变革趋势利于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估计到2020年，服务业就业占比将从2015年的42提升到50左右；2030年有可能达到60左右。由于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总体高于一、二产业，服务业就业比重的提升，意味着中高收入就业岗位的增加，意味着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的发展空间。
　　第二，消费结构变革趋势有助于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估计到2020年，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将从当前的40左右提高到50左右，2030年将达到55以上。
　　第三，城乡结构变革趋势推动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从现实情况看，中等收入者80以上来自城镇，未来农民与农民工将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来源。
　　3。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将为全球化带来多方面的重大积极影响
　　迟福林认为，2016年以来，经济全球化“黑天鹅”事件频发，全球化逆潮涌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加大。这存在多方面的复杂原因，其中，因贫富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减少催生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是重要因素。中国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对推进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对破解世界性的“中等收入群体焦虑”，对推进、引领经济全球化都有着多方面的重大影响。
　　贾康认为，在全球化大方向下，中等收入群体的内涵对接了当前中国领导人明确表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在这一理念引导下的和平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共享发展，是全球化的客观潮流。
　　苏海南认为，中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对全球“扩中”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提高10个百分点，全球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可以提高2个百分点；第二，能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和继续充当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如果在57年内达到30以上，对扩大内需是强大的推动力，对全球经济持续发展也是利好；第三，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扩中”路径、方法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参考。
　　破解制约中等收入群体成长的结构性矛盾
　　1。结构性改革要充分考虑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现实需求
　　迟福林认为，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性变化蕴藏着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巨大潜力。问题在于，当前制约中等收入群体成长的结构性矛盾还比较突出，并由此成为中低收入者向上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总的来看，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要以城乡结构、教育结构和税收结构变革为重点，通过结构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认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要重点关注五件事：第一，扩大城市的住宅用地占整个建设用地的比重，应在现有基础上至少提高10个百分点，即40以上，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第二，调整城市结构，在中心城市周边建设小镇，扩大城市面积；第三，要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即集体建设用地和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价同权，农民的宅基地逐步进入流转；第四，建立一定数量的长期公共租赁住房；第五，一年之内，最多不超过三年，要征收房地产税。
　　2。鼓励创新创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迟福林指出，中高收入群体的重要来源是创新创业，尤其是科技创新高度依赖知识产权保护。为什么这些年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30，远低于发达国家6070的水平，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需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知识产权资本化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
　　曹远征认为，全球中等收入群体扩张的核心是能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命题。核心的问题是如何推进增长，关键在于能不能创新体制机制，使技术进一步加速进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把“蛋糕”做大，促进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和提高。常修泽指出，疏通草根阶层的上升管道，为中产阶层“造血”，当务之急是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更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3。以教育为重点推进全面赋能，提升人力资本
　　刘世锦指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要“三位一体”实现全面赋能。首先是全面持续教育，不仅要做好义务教育的落实工作，同时也要加强在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背景下的职业转换培训；二是全面社会保障，健全养老、医疗、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使社会成员免于人身、就业、技术进步等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惧；三是全面促进流动，特别是打破阶层固化，在推动横向流动同时更加重视纵向流动。
　　迟福林指出，教育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因素。当前的突出矛盾是：一方面，每年有700多万大学毕业生，其中一部分面临就业难、学非所用的突出问题；另一方面，制造业转型升级急需的实用型、技术型人才严重短缺。面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需要通过教育结构变革和教育市场开放，加快形成创新型、开放型、多元化的教育体系，形成全社会办教育的社会环境，形成与经济转型升级相匹配的人力资源结构。
　　杨宜勇指出，世界各国打造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产阶级的唯一路径就是建立职业化、专业化的社会。走职业化、专业化的发展方向，就要把几亿农民工打造成比技工水平更高的专业人士。
　　4。发展企业员工持股
　　迟福林指出，以员工持股的形式实现劳动力产权是普通劳动者自身价值资本化的重要途径。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的要求，在条件成熟的企业尽快实行规范的员工持股。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指出，要允许混合所有制企业实行员工持股制。以深圳的华为公司为例，华为公司有17万员工，现在有7万人入股。2015年这7万多入股的员工工资加分红能够拿到90万元。这样的收入水平和发达国家的高科技公司基本接近了，这样的收入水平已可以招揽全世界优秀的人才进入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