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民意积极化增强国家治理实效性

　　【摘要】民意虽不是态度，却与态度相关。当前政治学领域大部分的民意研究仍以态度为核心，与态度有关的概念也成为理解和接近民意的重要概念。因而态度转变模型理论与国家治理中民意形成之间具备内在的契合点，本文用态度转变的理论探讨国家治理对我国的民意形成所造成的影响，依据探讨的结果，为我国形成更加積极的民意态度提供参考。
　　【关键词】态度转变理论；国家治理；民意形成
　　在政治学与政治心理学研究中，有关民意来源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家庭、学校与生命周期的影响。而作为对公共事务进行处理的国家治理，不但能够单独对人的态度形成影响，还能够通过影响家庭学校等间接影响民众的意见态度。本文将从态度的相关理论出发，探讨国家治理中的民意形成。
　　一、国家治理中民意的形成与改变
　　国家治理即为治国理政，指以国家为中心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安排和处置；民意则是指民众的意见态度。那么，国家治理中民意的形成与改变，我们可以理解为民众对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意见态度。国家治理是如何对民意形成发生影响的呢？笔者结合态度形成的三阶段理论、态度转变的相关理论以及情感与信息变量来讨论在国家治理的影响中民意的形成与改变。
　　（一）顺从阶段。顺从阶段作为态度形成的开始，对民意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国家在整个社会营造一种社会规范，个体为获得奖励，避免惩罚，勉强接受这种规范；同时国家注意对违反这种规范的个体进行通报批评，以此来迫使更多的人遵守这项规范。在这种情况之下，个体没有形成情感成分，因此可控的情感变量较少。例如，1982年9月国家制订计划生育的国策，明确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民众对于这项国策，开始时不得不接受，因为如果他不这样做就会受到惩罚。
　　（二）认同阶段。到了认同阶段，个体不再被迫接受这个观点，这时他产生了一定的情感成分，他希望得到别人的赞许和接纳。国家在这个阶段就可以通过对情感变量和信息变量的同时把控，来影响民众的意见态度。例如，当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一段时间后，当部分民众看到其他人都在执行国家政策时，他也不想与其他人不一致，因此积极践行计划生育政策。与此同时，国家通过对信息持续的宣传来加深民众意见向更深入发展。
　　（三）内化阶段。内化阶段是态度形成的最后一个阶段，个人已经从心里接受了这种态度。他觉得这种态度是具备合理性的，应当去坚持。例如计划生育推行到现在，在这过程中，民众认为计划生育是有合理性的，因而可以将其纳入到个人的价值观体系中。此时民众对这项政策的态度就到达内化阶段，这种态度是理性的、持久的。
　　除了态度形成的三阶段理论，态度改变的理论也在国家治理中的民意形成起到很大的作用。如信息沟通理论认为，任何说服过程都是从某一可见的说服刺激开始的，也就是说，说服过程的开始必须有一个信息的传递者，并且他对某一问题有一定的看法，还力图说服他人也采用同样的看法。基于这种理论，国家可以通过对环境的营造，以及社会中的信息交流，对目标进行说服，改变其态度。
　　二、国家治理中民意形成存在的问题
　　在态度改变的过程中，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导致个体的意见态度存在偏差。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的态度与行为是统一的，但有时候态度与行为也会出现不一致。例如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国家制定了某项利民的政策，民众持支持态度，但是各地方政府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认知偏差，实施的方式出现了问题，导致民众的态度与采取的行为并不一致。
　　海德的平衡理论在民意的改变中同样能够解释许多问题的存在。海德认为人的认知对象有的是相互联结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倘若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例如国家治理中的公务员，出现了贪腐的现象，影响的将是民众对整个公务员团体的态度，因为个体对事物的意见态度相互联结，由于个别公务员的不良形象，将影响国家治理的实效性。而我国当前阶段，正存在此类问题。因此，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结合民意形成的因素，提出促进民意积极化发展的对策十分必要。
　　三、促进民意积极化发展的对策
　　（一）创造良好的环境，充分发挥情境作用。环境与情境中的许多因素虽然不直接参与态度转变的过程，但是它们作为影响态度转变的一种背景，或多或少地起辅助作用。如，态度转变理论认为，沟通信息重复频率与说服效果呈倒U型曲线关系，即中等频率的重复，效果较好；重复频率过低或过高，说服的效果均不好。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国家在宣传、形成某一社会价值规范时，要进行适当的重复，不能重复过度，重复过度往往效果适得其反。
　　（二）增强民众的主体意识，提高民众的接受力。霍夫兰德的认知说服模型理论认为：说服效果受到被说服者原有的态度体系及其心理特质等的影响。在促进民众意见态度向积极方面发展的过程中，国家要在尊重民众原有态度体系和心理特质的基础上进行说服，不能把某种思想强加给民众，更不能用强制手段强迫民众接受。例如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制度，国家提倡相信科学，但是也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宗教作为信教民众内化的态度体系，如果国家强制进行改变，必然会适得其反。
　　（三）发挥传递者的主导作用，提高其权威性和可信性。霍夫兰德的认知说服理论认为有公信力的人比缺乏可信度的人更具说服力。态度转变理论以为，传递者的威信、可信度越高，人格魅力越大，越符合接收者的心理接受能力，说服的效果越明显。因此，在促进民众意见态度向积极方面发展的过程中，传递者的个人公信力、可信性、权威性，外部的环境等，也和说服效果有着很大的关联。信息传递者应当慎重选取，被选为传递者的人员应当积极发挥主导作用。比如在保护野生动物的公益广告中，由姚明进行信息的传递，由于其在国内外都受到认可，因而其权威性较高，所传递的信息也就更容易被大家接受。
　　（四）丰富信息传递方式，合理利用畏惧信息。1。霍夫兰德的认知说服理论认为，传递者所传递的信息与信息传递方式以及信息的畏惧程度是影响态度转变的主要因素。信息传递方式是传递内容转变为效果的桥梁。态度转变模型认为，要使信息传递富有成效，就必须选择适当的信息传播方式，来促使人们发生态度的改变。在信息传递方式上，国家应该通过大众传媒、国际互联网、多媒体等现代技术手段。同时注意加强对网络媒体的监管，避免出现网络谣言广泛流传的情况。2。态度转变理论认为，畏惧与态度转变并不呈线性关系，中等强度的畏惧信息能达到较好的说服效果，过度畏惧反而会适得其反。在促进民众意见态度向积极方面发展的过程中，国家可以给予民众一定程度的畏惧。例如，醉驾入刑，酒后酒精浓度达到一定数值即为醉驾，醉驾要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这使得我国酒后驾驶的数量锐减。给予民众一定程度的畏惧，有利于民众态度的转变，也有利于国家治理。
　　总之，态度转变模型理论与国家治理中的民意形成之间具备内在的契合点，利用态度转变模型来探讨促进民众意见态度向积极方面发展的办法，是增强我国国家治理的实效性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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