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道德考量，特别是在那种过于功利主义和意识形态化的语境中的道德考量，并不可靠，那么，王安石究竟是否是一个超级实用主义者，一个因为自己设定的改革目标而多少损失了操守的败德者呢？

王安石的改革是延伸了宋朝的国运，还是动摇了所谓国本，使宋朝更加“弱势”，更快地趋向衰亡呢？王安石的改革究竟在什么维度上是合理的、成功的，在什么维度上又是不合理的，因此是糟糕的？

史料似乎也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有的人振振有词，说没有王安石，宋朝早就玩儿完了，还说，他的改革带来了富国强兵，或者至少可能带来富国强兵。另外一种说法恰好相反。

这两种完全对立的看法，涉及对于宋朝社会状况的评价，涉及我们自己的需要，涉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立场和选择，涉及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

大家知道，在王安石力排众议铁腕行政时，便已经遭遇到非议甚至抵制，但他的形象完全沦为负面，应该是在宋室南渡以后。到了晚清戊戌变法时期，负面形象得以改善，以至被揄扬为所谓“中国11世纪的伟大改革家”。这样的称许，与梁启超翻案性的评价不无关系，他在1908年前写成的《王荆公》即《王安石传》，就充分体现了他本人的个性特征和教养，也体现了他所处时代的政治诉求。

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宋朝立国，跟汉唐大不一样，汉唐的君主，特别是创业的君主，大都有统一宇内、澄清天下之志，也有那种气魄，通过剪除群雄，然后一统江湖。宋朝不是这样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是哥们儿推举宋太祖从孤儿寡妇手中篡国，或许他原本就没有澄清天下、统一宇内的大志雄心，即使有，他也无法落实，因为他不具备那样的权威，牵制他的力量足够强大。

梁启超认为，宋朝的“弱”就是从这个时候落下了根子。到了王安石的时候，这个情况更加严峻，北面有辽金，西面有西夏，版图受到挤压，尊严收到挑战，必须有所作为。这种国家大义，是梁启超无法不戚戚于心的，富国强兵，这是王安石的梦想，也是梁启超的梦想，直到今天，我们还在用这样的梦想激励国人也借以自我激励。

不过，梁启超毕竟是一个对西方政治有所了解，有某种程度的现代政治学教养的人，麻烦就出在这个地方。他一方面说，王安石的变法是要振兴萎弱的宋朝，为国家谋取富强与尊严，这太理直气壮了；另一方面他又分明意识到，王安石的做法似乎总是要朝着他的初衷相反的方向运行，他的很多设计是值得商榷的，最根本的就是他所有的变法，都不免朝着国家主义的方向发展，以至最终要全民皆兵，甚至政教合一。而一个社会，最理想的治理方式其实是国家不干涉或者尽量少干涉，也就是梁启超所说的“放任”，没有边界地干涉，最终只能是自取其辱。

梁启超是一个特别能够为我所用的人，当他自己以改革家的立场和情感观察王安石的变法时，他看到的当然是王安石伟大的抱负和使命感，他逆流而上、百折不回的勇气，何况他不是出于一己之私，而是为了国家，置身于相似的家国背景下的知识者很难不认同王安石内心深处的那种冲动和改革路径。但是，作为理性的启蒙者，梁启超深深懂得，国家主义并不一定能带来社会的安康与人民的幸福，而且，从现代政治的角度看，人民的自主生长和自由选择，也许才是真正的王道。

这就是我的第三个疑惑了，看《王安石传》，我觉得，梁启超摇曳生姿的言论，表达的是他在文化情感上对于王安石变法毫无保留的赞赏，夸张的表述和非此即彼的思维，加强了他对于王安石人格与作为的美化，而诉诸并不强大的现代政治觉悟，梁启超终究意识到，王安石的设计充满可疑之处。

或许，这正是一个过渡时代的知识者最真实的自我呈现，而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面对王安石，我们仍然不免依违两可，无法出离他留下的疑惑与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