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背负骂名43年，终身未嫁，为何沉冤得雪后选择了自杀？

　　1982年3月23日，北京朝内大街203号。
　　在一处10平方米的小公寓里，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在向一位病床上的老人宣读一份决定：
　　关露的历史已经查清，并不存在汉奸问题撤销和推倒强加于关露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当沉冤终于昭雪，老人浑浊的双眼里噙满了泪水。
　　在历史的错勘之下，她曾是公认的汉奸，以43年的戴罪之身等待一个公正的判决。
　　当平反这一天到来时，关露已76岁。
　　这一天，她等了太久，直至垂垂老矣，身心俱残。
　　7个月后，关露在完成了回忆录以及她的老上级潘汉年的纪念文章之后，服下了大剂量安眠药
　　作家萧红临死前，留下绝笔：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而当关露永远地阖上双眼之时，曾萦绕于她内心的，是否也是这一份不甘，不甘？
　　01hr2007年，《人民文学》给予了麦家的小说《风声》这样的授奖词：
　　《风声》具有强劲的叙事力量；它探索人的高度；它塑造超凡脱俗的英雄；它以对人类意志的热烈肯定和丰沛的想象，为当代小说开辟了独特的精神向度。
　　两年后，小说被拍成了电影，周迅饰演的顾晓梦更是成就了一个红色经典形象。
　　周迅饰演的顾晓梦，图片选自电影《风声》
　　影片的最后，顾晓梦以一段独白道出了万千地下工作者拳拳的报国之心：我身在炼狱留下这份记录，是希望家人和玉姐原谅我此刻的决定，但我坚信你们终会明白我的心情，我亲爱的人，我对你们如此无情，只因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我的肉体即将陨灭，灵魂却将与你们同在。敌人不会了解，老鬼、老枪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
　　后来，麦家在央视栏目《重访》中披露，顾晓梦的原型就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左联女诗人，后又成功打入敌人特务机关的红色间谍关露。
　　顾晓梦曾在那条墨绿色旗袍的边线上留下摩斯密码，却成为关露宿命的谶语：我不怕死，怕的是爱我者不知我为何而死。
　　如果没有成为一名间谍，关露大概是上海滩可以和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
　　关露
　　但在命运的转弯处，她被带到了一条崎岖险峻之途，令其蹈死不顾的，是她毕生追求的信仰。
　　1907年，关露出生在山西右玉县一个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父亲饱读诗书，为她取名胡寿楣。
　　9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以纤弱的肩膀，承担起家庭的重担。
　　当时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母亲却为两个女儿在清静的小院里开辟出了读书一隅，并陪她们熟读四书五经等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为两个孩子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不仅如此，母亲还教育女儿立身处世之道：女性一定要实现经济和思想上的独立，才能在时代的风浪中撑住自己的命运之船。
　　但因积劳成疾，母亲于1923年抱恨离世。
　　那一年，关露16岁，妹妹14岁。
　　母亲去世后，关露带着妹妹寄居在二姨家。而二姨认为女孩子的最终归宿就是嫁人结婚，相夫教子。
　　不久，二姨便给关露介绍了一名银行经理。
　　但关露无法接受这样的安排。于是某天清晨，她带着妹妹，逃离了二姨家。
　　离开二姨家后，关露和妹妹辗转来到了上海，暂居于老乡阎佩芳家，并重拾学业。
　　1928年，关露考入了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国立中央大学文学系（现南京大学文学院）。
　　国立中央大学
　　读书期间，她正式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对于关露而言，那是一种来自思想和灵魂上的荡涤与洗礼。
　　于是，她以笔代戈，既以锋利之言针砭时弊，又以切切之语为底层人民呐喊。
　　关露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她的故乡》发表后，又相继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反响颇大，遂有人将她和张爱玲、潘柳黛、苏青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
　　在关露的作品中，她表达了对民族生死存亡的担忧，也努力去唤醒女性的自我解放。
　　在时代浪潮的风起云涌中，她逐渐成长为一名爱国青年。
　　不久，关露参加了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1932年，年仅25岁的关露加入共产党，并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的中坚分子。她用如椽之笔，为中国共产党在乱世中不断发出振聋发聩的红色之声。
　　她参与创作的电影歌曲《春天里》，燃起了无数爱国青年救亡图存的斗志。
　　由关露作词，贺绿汀作曲的《春天里》
　　面对日寇的侵略，她大声疾呼：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
　　时人亲切地称之为民族之妻。
　　一二八事变爆发以后，关露跟随丁玲一起去前线慰问抗日战士。
　　当时的十九路军英勇捍卫国土，用筋骨血肉抵御外敌侵略，于是，她将十九路军慷慨悲壮的义勇事迹写进了散文诗《悲剧之夜》中。
　　后来，她又深入工人之中，并通过办夜校、读书班等方式接近工人姐妹，唤醒工人沉睡的思想。
　　她声称：我的青春活在苦难的工人之中！
　　02hr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拉开序幕。不久，持续了3个月的淞沪抗战结束，国民党军队西撤，上海租界外围地区，尽数落入日军之手，上海成为一座孤岛。
　　两年后的一个夜晚，关露正埋首于长篇小说《新旧时代》的最后修改，一阵敲门声打断了她的思绪。
　　来者是中共南方局的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秘书长刘少文，他带来了一份叶剑英的密电：速去香港找廖承志！
　　关露以为组织会让她去香港开展文学工作，但没想到当她见到廖承志后，真正的任务是接触汪伪特务组织76号的负责人李士群，并对其进行策反行动。
　　李士群（右一）
　　关于李士群，关露早就听闻过他的骇人传言。
　　李士群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在上海进行地下活动时，被敌人逮捕，在被国民党用各种手段折磨后变节。抗战时期，他再度叛变，成为了日伪汉奸。
　　上级原本要将这样一个危险人物，交给关露的妹妹胡绣枫来策反。因为胡绣枫夫妇曾在李士群落难时，收留了他的妻儿，李士群始终铭记这份恩情：
　　今天你们夫妻这么照顾我的妻儿，以后若有什么地方需要我李士群，我必为二位赴汤蹈火！
　　但当时胡绣枫已深入到国民党上层，一时难以抽身，便推荐了姐姐关露。
　　关露从前是以文人的身份战斗，从未接触过间谍工作。但想到危若累卵的国家，她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此去一行，等待她的，不仅是险象环生的魔窟，还有名节有亏的考验。
　　潘汉年
　　关露的上线潘汉年脸色凝重地告诉她：关露同志，比牺牲更难的，是毁掉自己的名誉。
　　同时潘汉年也嘱咐她：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
　　关露说：我不辩护！
　　从香港返回上海后，关露主动联系了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在表明自己是胡绣枫的姐姐后，以想找工作谋生的理由，希望李士群可以伸出援手。
　　76号特务组织的总部：位于上海法租界的极思菲尔路76号
　　此前，李士群曾邀请关露对76号进行文学宣传，但当时的关露不耻于他的行为，予以了拒绝。
　　此次忽然求助，心机深沉的李士群知道关露醉翁之意不在酒，但他无法揣摩出关露的真实目的，便婉拒道：我们这儿可没有你能做的工作，不过你以后可以多来玩。走吧，带你参观一下。
　　随后，关露跟着他来到阴暗逼仄的牢房，那里面关押着的都是满身血污和伤痕累累的囚犯。
　　第一次见到人间地狱的模样，关露不禁毛骨悚然。
　　在那之后，李士群时常邀请关露到76号，但都不与她见面。接待关露的是他的妻子叶吉卿，两人也逐渐成为了闺中密友：逛街，唱歌，跳舞看起来优哉游哉的生活，却加重了关露的心理负担。
　　叶吉卿
　　一位爱国的女诗人，竟与臭名昭著、恶贯满盈的76号为伍。
　　曾经的同事和好友，都以一种鄙夷仇视的目光看待她。而关露也担心现在的身份会牵连故旧，便主动疏离了亲朋好友。
　　李士群在关露与妻子接触的过程中，也渐渐察觉了她的动机。有一次，关露来到76号后，李士群出现了。
　　关露趁四下无人时问李士群：‘老朋友’想要见见你。
　　李士群听罢，愣怔须臾，随之沉默不语，其实在他的内心对共产党犹有好感，此前也曾私下联系过党组织，透露过合作的意愿。
　　半晌之后，他眉头舒展，狠狠掐灭了烟头：‘老朋友’如果愿意要我，我是很愿意帮忙的。
　　1942年，在关露的积极协调下，李士群与老朋友潘汉年成功会面。
　　由于李士群的情报，很多乡村躲过了日本的清乡计划；新四军要越过封锁线时，是李士群调开了伪军来进行掩护；同时，他还保护了一部分被日伪特务抓进76号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策反李士群，关露功不可没。她不辱使命，成为了一名出色的红色间谍。
　　关露
　　但在上海，有人耻笑她善于伪装，有人当街大骂她是汉奸，左联的负责人甚至公开宣布，不会再让关露参加左联的任何会议和活动。
　　这些无疑都为关露带来了沉重的精神压力。她修书一封给妹妹：我想回到妈妈的身边。
　　信中的妈妈，是指当时的红色圣地延安。
　　然而，她的请求并没有获得批准：妈妈不要你回来，她要你在那边好好照顾弟弟妹妹。
　　身为一名共产党员，关露有极强的使命感。即便时时可死，但她在收到上级的指令后，继续忍辱负重，秘密卧底。
　　03hr1942年春，潘汉年给关露下达了进入《女声》杂志社的任务。
　　《女声》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和日本海军陆战队报道部（即情报部）合办的一份中文杂志，读者主要面向中国女性，其目的是进行文化侵略。
　　组织上希望关露借助自己知名女诗人的身份，打入这家杂志社内部，与日共取得联系，并且在暗处宣传反战爱国主义文章。
　　关露再次临危受命，把自己装扮成了一名醉心于风花雪月、不问时事政治的文艺女青年，并在工作中，与杂志社的负责人佐藤俊子结为了好友，以其来掩盖自己的身份和目的。
　　关露
　　潜伏在杂志社期间，关露作为一名编辑，积极搜集日方的相关情报，并利用职务之便在杂志上发表了很多具有先进思潮的文章，培养和发掘了大批进步的文学青年。
　　然而，她的爱国之举无法昭彰于天下，在上海民众看来，关露作为日本人豢养的汉奸，理所当然是人民的公敌。
　　尤其是在1943年7月发生的一件事，更是将关露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一年，日本举办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想要召集一批文人到东京参加会议，借机让他们发表拥护帝国主义的言论，并给每个人拍照登报，以示表彰。
　　佐藤俊子将这项荣誉给了关露。
　　关露深知，一旦参加，汉奸之名将被彻底坐实。她想为自己保住最后一丝尊严，但潘汉年却让她抓住这次机会，拟将一封信交给东京帝国大学的秋田教授，帮助当时在中国的日共领导人冈野进，重新与日本共产党建立联系。
　　冈野进
　　关露接到潘汉年的指示后，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前往。
　　在日本期间，她将搜集到情报的日记本，藏在编辑部办公室卫生间澡盆的下面。与此同时，关露成功地将信送到了秋田教授的手中，完成了潘汉年交给她的任务。
　　很快，关露在日本东京的发言和照片传回了国内。
　　当时的《时事新报》这样记载了关露的日本之行：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
　　面对同胞们义愤填膺地控诉与讨伐，关露犹如万箭穿心。
　　同时，她得到了另一个消息，李士群在家中神秘暴毙。
　　李士群病逝登报，图源：《档案》
　　李士群的猝亡，让关露不寒而栗。她深知，比起侵略者，国人更痛恨汉奸。
　　虽然当初走上红色特工之路时，她便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但她怕的却是背着汉奸的罪名，被悄无声息地暗杀。
　　昔日，她执笔为文，写下了众多令人动容的爱国诗篇，也为无数志士仁人带去前行的勇气与希望。
　　人们曾经有多崇敬她，后来就有多痛恨她。
　　关露无言，在默默承受这些排山倒海的愤怒情绪之余，只期盼着抗日胜利。到那时，她便可以光明正大地站立于阳光之下。
　　但拨云见日的那一天到来之际，却是她灾难的开始。
　　04hr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国民党政府开始肃奸。
　　关露，首当其冲。
　　她被国民党列为汉奸文人，向其发出了逮捕令。
　　幸好在上级的特别安排下，关露被转移到了苏北解放区。
　　关露回到了组织的怀抱，以为终于苦尽甘来。她重新拿起了笔，准备将积压在心中的情感诉诸纸端。
　　当她打算将一些诗作发表在《新华日报》上时，报社的社长却建议她：您可以发表文章，但不能用关露这个笔名。外界不知道你的身份，如果你用这个笔名发表文章，可能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那一刻，关露才清醒过来，抗日战争虽然胜利了，但有关她的那些历史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的澄清。
　　在很多人眼中，关露不是英雄，而是汉奸。
　　与被污名化的遭遇相比，对她造成更大打击的是，不久，她收到了恋人王炳南的绝交信。
　　王炳南
　　王炳南和关露相识于抗战前。当关露以伪装者的身份战斗在敌营时，王炳南成为了她生命中的那道光。
　　但抗战结束后，王炳南已是中央高层领导人的秘书。当他向上级汇报了自己的恋情并计划与关露结婚时，却被否决，理由是如果他们两人结合，将不利于党的形象，更会影响他在党组织的工作。
　　于是，王炳南对关露据实相告。
　　因此，那封绝交信，犹如楚河汉界，彻底划清了他和关露的界限。
　　她犹记得在打入汪伪特工总部76号前，她去与王炳南告别。王炳南赠给她一张照片，并在照片的背后写下卿卿之语：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
　　她也将自己的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送给他。
　　那张照片她一直小心珍藏，却不知那本诗集是否还在君侧。
　　新中国成立后，王炳南在总理兼外长周恩来的领导下，积极促成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1955年，王炳南出任中国驻波兰大使，兼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第一任首席代表，参加了长达九年的中美会谈。在奉调回国后，他受任外交部副部长。
　　王炳南（右二）与周总理一同出席活动
　　王炳南身居要职，日理万机。而彼时的关露，却因为过去的问题遭到了隔离审查。
　　曾九死一生，但仰赖他的慰藉，她走过那些风雨如磐、暗无天日的岁月。
　　然时势造化，殊途难同。他已是国家的栋梁，她却沦落为人民的罪人。
　　她无法再与其比翼齐飞，只能孤鸿独栖。
　　随后，关露几乎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
　　关露想就这样走完余生，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接踵而至的劫难已向她张开了巨大的罗网。
　　05hr1955年，潘汉年被怀疑为内奸，被捕入狱。关露作为他的下线，受到了牵连，被关进监狱两年。
　　但牢狱之灾并没有结束。
　　1967年，关露60岁。因潘汉年一案又起波澜，关露再次入狱。
　　这一次，她在监狱中度过了8年的时间。
　　先后两次入狱，她一遍又一遍地写交代材料。她曾经用来进行文学创作的秀笔，竟然要用来编造自己莫须有的罪名。
　　关露撰写的交代材料
　　身陷囹圄的关露，未死于敌人之手，却受辱于自己曾拼命守护的同胞。
　　以前，无论处于怎样的危机中，关露都怀揣着对生活的热爱。她爱干净，爱读书，即便多年来遭受千夫所指，她也不曾对生活和理想失去信仰。
　　可是两次入狱，彻底摧毁了关露。她得了精神分裂症，时而清醒，时而疯癫。
　　关露一生未婚，无儿无女，被释放出狱后一直独自生活在10平方米的蜗居。
　　关露
　　1980年，74岁的关露患上了脑血栓，不仅全身瘫痪，还忘记了过去的很多事情。
　　她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落墨成章，抒写满腔的赤诚与襟抱。
　　偶尔，她将头探出10平米小屋的窗口，无神地盯着外面的世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直到1982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了《关于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为她彻底洗刷了罪名。
　　同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彼时，距离潘汉年去世已经5年有余。
　　潘汉年同志的纪念铜像，2001年在上海建成
　　关露曾为电影《十字街头》主题曲写下过充满希望的歌词：
　　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
　　关露所求的春天，却迟来了整整43年。
　　大半生时光，关露都带着精神的枷锁行役于世。
　　当她服下安眠药时，陪伴在身边的，只有一个塑料娃娃和一张王炳南的照片。
　　照片的背后是关露题上去的两行诗：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
　　在文化部为关露举办的追悼会现场，白发苍苍的王炳南默立于人群的后面，神情沉郁哀戚。
　　寄出那封绝交信后，两人再见已是生死的距离。
　　他有些颤抖地从口袋中拿出一支笔那是她送给他的墨绿色派克笔，在签到表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如果不是成为红色特工，关露也许与王炳南一样，会成为一名卓越的外交家，或者笔耕不辍，以作家的美誉走完一生。
　　但残酷的人生向来拒绝假设。
　　在悼念关露的座谈会上，作家夏衍说了这样一句话：解放后30年关露内心一直非常凄苦。她的死必有原因。
　　北京西山广场纪念碑
　　也许历史的悲剧能向时间去索要一个公正的答案，但是，那些潜入大海、埋于荒丘、沉默于无言的幽咽之下的呢，谁又能给出不辨自清的答案？
　　俄罗斯作家阿斯塔菲耶夫曾在《秋之将至》中写道：真希望和大地一起肃静一会儿，我怜悯自己，不知为什么也怜悯大地。
　　自然的兴衰、人类的荣辱、不绝的忧患在这亘古如斯的大地往复，它承载一切，亦见证一切。
　　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纪念碑上，镌刻着一段碑文：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垂不朽！
　　这也是对革命战争年代无数战斗在隐蔽战线的地下工作者的真实写照。
　　关露曾在狱中写的《秋夜》里表达过这样的心声：换得江山春色好，丹心不怯断头台。
　　逝川之水，流而不绝，但一切不能化为尘埃的，终将成为不朽的丰碑。文荠麦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