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韩国政府向中国归还了400多名志愿军遗骨，这在东北亚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标志着朝鲜战争60周年后的今天，过去战场上的敌手在主动进行和解进程中迈出了重要一步。 无独有偶，与此构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首相与韩国总统在美国的斡旋下在海牙首次会见的第二天，日本有内阁成员就表示安倍晋三首相日前在国会上说没有改变“村山谈话”和“河野谈话”意图的表态不是政府的统一见解，使得日韩关系回暖的希望急剧降温。 中韩两国虽然在1992年正式建交，过去的20多年里双方经贸关系发展非常迅速，然而不能够忘记的是从朝鲜战争的角度来看，双方仍然处于敌对状态。1953年签订的仅仅是停战协定，而不是和平条约，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敌对状态并没有真正结束。与此同时在对于朝鲜战争的认识上，中国与韩国的看法和立场也有很大的不同。 日本的反复严重侵蚀其软实力 韩国方面较早认识到仅建立在经济依存基础上的对中外交基础是不牢固的，因而早在卢武铉执政时期韩方就曾经向中方提出过归还志愿军遗骨的建议，从韩国国内来说这是具有勇气的决定。去年正值朝鲜战争停战60周年，韩国总统朴槿惠访问中国再次提出此建议，结果得到了中方的积极回应。据报道，中国志愿军的遗骨主要散落在当年双方激战区的韩国一侧，韩国方面动用了1万4000技术人员参与到此次的遗骨鉴定、收集和整理工作。 尽管对于朝鲜战争双方仍然没有达成最终共识，但这项基于人道主义基础上的行为表明了双方超越过去敌手关系，向前看的政治姿态，也为双方民众的和解提供了感情基础。与此同时，落叶归根同样体现了东方文化的共通性，这些超越意识形态的努力为将来政治和法律上的最终和解提供了有利环境。 需要认识到日本在东北亚和解上做出过的积极努力。1993年关于慰安妇问题道歉的“河野谈话”与1995年作为政府见解的对于侵略历史的反省的“村山谈话”，以及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在二战结束60周年的政府谈话和在上个世纪末设立的“亚洲女性基金”等。然而，日本一些重要政治人物的言行却让上述努力化为泡影。安倍内阁执政后，公开提出修改上述谈话，让世界对于一个急速右转的日本感到了担忧。在这种背景下，安倍提出在安全上的积极和平主义，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修改宪法解释等则被无形地放在了历史修正主义领导人的认识框架下被解读。结果是日本在道义和安全上不是变得更加强大，而是变弱了。 日本政治人物应当认识到历史问题不等于道歉外交，而应当是和解外交，而和解的基础是承认历史事实，这比道歉更加重要。尽管对于慰安妇的数目可能存在学术争论，但是对于慰安妇的存在都否认的话那就是性质问题，在这些有关人道主义基本原则问题上，政治家言论上的反复只会对日本的软实力造成损害，更无益于地区和解。 时间不在日本这一边 即使站在日本的立场上考虑，积极参与地区和解进程最终受益者也是日本。日本外交为什么在地区上不能够积极开展，主要原因在于受到了历史问题的限制。日本无论希望积极和平主义还是发挥更大的安全作用都需要自己给自己松绑，否则就不能够向前走，这不仅牵涉日本同中韩的关系，日美之间的历史问题也并没有真正实现和解，只不过在日美同盟的外交辞令下被掩盖而已。从目前来看，日本似乎还没有真正认识到积极参与和解的紧迫性，然而问题在于时间并不在日本这一边。 首先，日本如果等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基本成型后才认识到在历史问题上积极和解的重要性将为时过晚。中美关系虽然充满矛盾但是双方都有很强的意愿为实现基本结构稳定努力，量的积累到了质变有时候的速度将会超乎人们的预期，一旦中美关系格局基本形成，那么日本对美一面倒的外交将使得日本的国际地位降低很多。 第二，基于人道主义角度进行直接和解的努力目前将是最后机会。无论是慰安妇、强制劳工，还是各种惨案的幸存者都已经进入80岁以上的高龄，这些人群是日本开展和解外交最好的对象，等到这些人过世以后即使日本特别积极希望进行补偿都找不到对象。而年轻一代将会记住日本对他们上一代未了的感情债，这就会让和解变得更加困难。很多的历史问题很难通过法律办法得到完全解决，需要更多的基于人道主义基础的情感上的和解。 第三，日本需要在自身经济尚有余力的时候积极开展和解外交。随着亚洲各国经济的发展，日本经济在本地区的存在感从中长期来看将呈现下降趋势。按照著名经济学家马蒂森的估算，2030年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世界比重（PPP）将达到23。8，美国为17。3，日本为3。5，印度尼西亚为2。0，韩国为1。6，澳大利亚为0。9。目前日本应当抓住仍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国际地位开展和解外交为将来赢得软实力，如果在10年后才意识到必要性将错过时机。 安倍首相希望建设一个“强大的日本”的理想无可厚非，希望日本国民有爱国心同样没有问题，然而问题在于在和解外交上的停滞不前状态下的民族主义言行，不仅让中韩等邻国高度警惕，也会最终让盟国和日本国民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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