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捐赠事业：“草根NGO”与政府是PK还是互补？

　　如果没有汶川特大地震，年轻的单身白领小易可能不会对慈善捐赠过多关注，更不会想到去成立一个福利公益募款的基金组织。然而，地震让她认识了失去双亲的小马兄弟。望着两个孩子清澈的眼眸，那一刻，她做出了一个决定：资助他们直到大学毕业。
　　
　　小易首先尝试通过单位和一些政府指定的慈善机构捐款，但是却发现自己并不能清楚地知晓钱的去向。于是，她开始上网搜索寻找其它的办法。在网上，有一个颇具知名度的网站叫“公益组织孵化器”，它教给大家如何组建，包括流程、规章制定、管理方法等，并为初创期的民间公益组织提供公益项目支持。有了这些参考，小易和几个朋友一起成立了小马兄弟基金会，正式成为“草根”中的一员。
　　
　　事实上，和小易有着相同经历的人不在少数。根据统计，目前在民政部和省级登记的公益慈善类已经超过万家，但是由于注册门槛过高，我国“草根”的实际数量远远不止此数。尽管从规模上看，它们已经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视的公益力量，可是面对庞大的地震捐款，草根们似乎心有余而力不足，缺乏有效的应对能力。“非合法性”、操作能力不强、公信力不高等因素也使得公众社会无法放心将捐赠交与它们来运作。
　　
　　那么，除了“一对一”的捐赠外，人们是不是只能选择将钱投向“官方帐户”，由政府进行统一调配？慈善捐赠事业，“草根”与政府之间应该是，还是互补？对此，长期从事该领域研究的清华大学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与政府是合作伙伴关系，二者互为补充。
　　
　　亿地震捐款，为何没有“执掌权”？
　　
　　，英文“”一词的缩写，意思是非政府组织。它既不同于政府自上而下的运作机制，也有别于企业的盈利性质，泛指独立于政府和企业的第三方力量。
　　
　　“我国民间慈善组织尚处在起步阶段。虽然汶川特大地震有力地推动了它的‘成长’，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即管理体制上的束缚。”王名说，“合法性”是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失去法律支持的是很难取得社会认可和信任的。
　　
　　在国外，登记注册为合法组织很容易，且有一套完整的评估体系。以德国为例，由政府全额出资成立社会事务中央委员会，定期审查受赠机构的财务信息对其进行公信力评估，然后按照、、等不同级别颁发认证。通过这个认证，公众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选择信任哪个，并随时了解捐赠的动向。
　　
　　但是，在我国，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为合法组织的门槛相对过高。“不仅对注册资金有要求，且手续也极为繁琐，如果一步步走下去，我想我们的基金会只能明年成立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为了能尽早帮助小马兄弟，小易只能无奈地放弃了“合法执照”，披着“非法”的外衣献爱心。
　　
　　月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支研究团队对外公布了一组数据：汶川特大地震的捐赠款物高达亿元，其中。流向可接受社会捐赠的政府部门，流向政府指定的红十字会和慈善会系统，而流向公募基金会的只有。。
　　
　　为什么百姓对基层慈善组织的认可度和信任度不高？王名指出，突发事件使捐款额度可能达到“井喷”，捐赠管理团队需要具备极强的应对能力，而一般公益性慈善组织的年处理基金额通常为几千万，一旦上亿、甚至几十亿就超出了他们的负荷能力。
　　
　　因此，尽管许多网友发帖称“从纳税人手中募集的资金流入政府账户，和平日纳税人上交的钱放在一起管理，听上去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但是，在我国现有体制下，政府介入、进行统一调配是一个比较可靠和可行的办法。
　　
　　王名认为，进入政府账户，至少表明捐赠款已经进入实际操作的阶段，也就是说“钱在花”，只不过运作的“操手”是政府而非基金组织。
　　提高公信力，公益慈善制度建设亟待完善
　　
　　我国有万余个公益慈善类，你知道几个？
　　
　　在某网站社区的一个调查中，网友写出的答案基本集中在红十字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具有较长历史和“半官方”特色的。对于多数“草根”而言，又该如何打消公众的疑虑，提高公信力？
　　
　　“要提高公信力就必须提高它的公益慈善能力建设。”王名说，专业能力是公益慈善组织的核心竞争力。在西方发达国家，仅公益慈善一个领域，的类别就分得非常细，“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专业化，也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优势。”
　　
　　在新华网发展论坛，一位名为“绿色之友”的网友问道：“什么是精神？”王名的解释是，精神是一种基于公民精神和宗教关怀的志愿精神。因为，国外很多公益组织都带有宗教性质，虽然我国国情与西方国家不同，但是公益慈善的精神内涵是一致的。无论规模大小，都要有公益意识。
　　
　　“从的长远发展考虑，政府应该尽早建立一个有效机制，使民间慈善组织合法化，提高其运作能力和公开、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让公众放心献爱心，愿意把钱捐赠给他们。”王名强调，随着专业领域的细分，任何一项公益慈善事业绝对不是一个就可以完成的，之间也要加强合作。
　　
　　转变观念和模式，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机制
　　
　　此前，对于“地震善款可能八成流入财政专户”的报道，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曾作出回应，表示“交给政府，政府压力也很大，因为’体制上有尴尬。”那么，在当前的体制下，执掌善款大权的政府是不是挤压了“草根”的发展空间？二者之间能不能找到更好的互补方式？
　　
　　“首先，政府要转变观念，了解民间慈善组织可以做很多事情，从而愿意接受它们帮助政府来做。”王名举了个例子，现在，北京、上海、深圳都建立了“政府购买服务”机制，也就是政府出钱委托做。在上海民政部门的财政预算中，明确规定必须用于购买服务，从制度上转变了政府的行为模式。
　　
　　“民间慈善组织也要去了解政府的困难和问题，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帮助政府，想办法成为政府的‘伙伴’，形成互补优势。”王名说，令人感到可喜的是，最近他参与的一个评估显示，汶川地震后基金会和行业协会受捐赠的数量呈倍增长，这说明人们对的信任度在不断提升。
　　
　　与此同时，中华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日也透露，民政部正在起草关于慈善信息披露的办法。在相应的制度框架下，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政府和“草根”将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建立公众对慈善事业的信心和信任，推动我国慈善捐赠事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