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集聚与城镇体系建构

　　按语
　　城镇化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目前，各界对于持续提高城镇化水平的认识是统一的，但如何科学布局城镇体系值得商榷。合理的城镇化体系是以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为前提，根据企业和劳动者意愿，在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的权衡机制下实现的。因此，科学认识经济的空间集聚对城镇体系构建的影响机制对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至关重要。
　　城市体系是如何在经济集聚进程中形成的
　　经济为什么会集聚呢？地理条件是核心要素吗？中国的经济集聚是否过度呢？传统区位理论和城市经济学将地理条件视为外生变量，解释了其在经济集聚和城市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即使各个地方初始条件完全相同，只要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和运输成本，经济在自我演进中仍会产生集聚。在城市集聚中存在三个与地理无关的规模效应：第一，分享。城市里的生产者可以从更大范围获得广泛的投入品供给，因此在规模生产中摊薄了成本。此外，对于投入品的分享使得供应商能根据客户需要提供高度专业化的产品和服务。第二，匹配。在更大的市场范围里，各种生产要素可以更好地匹配。企业可以更好地选择所需要的投入品和特殊技能的劳动力，满足特定的市场需求。第三，学习。空间集聚可以加速知识的传播，方便职工和企业家之间、不同产业之间相互学习。上述规模效应和外部性具有自我强化的效果。以上两大理论相互补充，阐述了地理条件和自我强化的集聚力量共同造就了经济在空间上集聚的原因。比较世界其他经济体可以发现，越是发达的国家经济集聚程度越高。例如对比东京和上海，目前两城市人口稠密度相当，但东京的人均GDP是上海的5。4倍，每平方公里的产出是上海的5。5倍。可见，我国的经济集聚水平还不足，经济集聚将是大势所趋。
　　城市体系是如何在经济集聚进程中形成的呢？决定城市布局的力量来自两个方面：向心力和离心力。向心力指中心城市市场潜力大，由于运输成本的存在，越靠近中心城市贸易成本越低，当生产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时，厂商扩大生产有利可图，因此不断扩大的生产规模和不断被吸引的企业造成了城市集聚水平升高。离心力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拥挤效应，即激烈竞争、资源稀缺引致的高价生活生产成本；二是一部分不能流动人口就地消费，会引致经济活动远离经济中心。根据“中心外围”理论，在这两个相反方向力量的作用下，一个单中心的经济体系中，随着到中心城市距离的增加，市场潜力先下降，到一定距离之后又开始上升，这里是否上升取决于距离和贸易成本，如果到中心城市的距离足够远，贸易成本足够大，那么经济中的次中心就会出现。有学者利用中国数据已经直接或间接地证实了这种理论在中国存在适用性。此外，随着经济集聚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也会更明显，中心城市的集聚过程中伴随着人口的集聚，例如约25的日本人居住在东京圈，20的韩国人居住在首尔等，这说明大城市是集聚城镇人口的主要承载者，是发展城镇化的中坚力量。
　　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中国城镇化布局
　　既然我国的经济集聚水平还在上升，中心城市集聚人口的功能还会继续发挥作用，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城镇化道路也应以发展大城市为中心，同时协调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以城市群的集聚支撑区域经济发展，原因在于：
　　其一，任何城市体系的确立都是规模效应和拥挤效应相互制衡的产物。一方面，大城市具有与其相匹配的较高规模收益、更多就业机会、更强科技进步动力等；另一方面，城镇化必须以工业化和扩大就业为前提，农民在城市具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有“离地上班”的需求。由于大城市拥有更高的承载能力，因此鼓励农民到大城市务工居住符合经济规律。
　　其二，随着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的大城市陆续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产业结构将以服务业为主。越大的城市，信息量越大、业务量越大，而服务业不同于制造业的特点就是绝大多数情况下需要面对面完成，因此它对集聚的要求更强。
　　其三，中心大城市的集聚辐射与中小城市、小城镇的服务功能互为推动力量。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辐射并带动周边中小城镇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最终会形成城市群带动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小城镇的意义在于服务中心城市，例如为其居民提供居住、新鲜农产品、转移制造业等。将中小城镇的经济紧密联系到周边大城市这一巨大引擎上，其发展就会具有勃勃生命力，从而引导部分农民就地城镇化。此外，只有协调兼顾好中小城镇的发展，充分发挥其服务互补功能，大城市才具有持续健康发展的源源动力，以此相互促进形成的城市群功能互补性强、结构体系优化，才具有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力乃至参与国际合作的优势竞争力。
　　综上，笔者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布局应突出“以大带小，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的原则，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发展集聚效率高、辐射作用大、城镇体系优、功能互补强的城市群，使之成为支撑全国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整体上看，优化提升以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为代表的东部地区城市群，以建设成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将其打造成为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吸纳外来人口最多的地区。同时，培育发展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利用其比较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并承接东部地区有市场、有效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依托陆桥通道上的城市群和节点城市，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推动形成与中亚乃至整个欧亚大陆的区域大合作。
　　目前制约我国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的因素
　　发展经济学关于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城市化理论是建立在刘易斯模型基础上的。该模型将经济一分为二，即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随着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为有限供给，工业部门只有工资上涨才能吸纳更多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与刘易斯模型所阐述的现代经济发展过程基本是一致的，但中国不能照搬刘易斯模型。由于存在户籍、土地等一系列制度和政策因素，中国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自由移动是受到阻碍的。这也是影响中国经济集聚和城市体系布局的重要制约因素。
　　为什么会形成目前的户籍、土地制度呢？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为了发展工业，在资本约束的情况下只能将农业部门的剩余向工业部门转移，由于工业大多集中在城市，因此城市居民从中获得更多的益处。出于对既得利益的保护，城市居民拒绝农村人口的迁入，因此制定了严格的户籍制度，将农民限制在土地上。改革开放后，各地区出于发展地方经济的需要，更倾向维护本地居民的利益，忽视外来居民（尤其是外来民工）的利益。即使目前的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但中心城市维护本地居民整体利益的考量仍在。无法拥有城市户籍就意味着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益，例如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再看土地。中国有18亿亩耕地红线，除此以外的农地每年根据规划被逐层分配到各级政府用作“建设用地”，且建设用地指标不能跨地区自由配置，这就意味着农民无法将家乡的宅基地与进城购房用地“占补平衡”，这导致了一方面农民进城买房成本大大提高且闲置农村宅基地不能自由流转造成资源浪费，另一方面发达地区建设用地不足却无法获得补给从而限制了经济集聚。
　　中国在劳动力供给、土地供给、资本供给等生产要素增长率面临下行的趋势下，经济增长的潜力应落在调整结构上，而调结构的出路在于资源跨地区的再配置。只有消除制度对要素自由流动的限制，才能把农民从农村吸引到城市，这样城市的规模效应才会继续放大，农民收入就会提高，城市化进程才能获得持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