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协同并进

　　2018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与下半年改革要点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论断既是党从发展全局作出的高度准确性和前瞻性的战略决策，也是根据我国经济规模、发展阶段和目标特点而制定的转型方法论。从战略决策来看，我们要下决心将质量放在第一位，这既是原则，也是目标；要全面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重视效率的创造和成果的分配，将产出增加值和全要素生产率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从转型方法论来看，则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并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这样在运行中，我国经济应呈现出经济增速适度回落，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实体产出效益持续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有效提高的特征，并有效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优化。2018年上半年的国民经济运行总体表现出这一特点和趋势。
　　经济增速总体平稳，速度指标略有下降
　　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和国内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风险的异动，上半年，我国一些重要的经济增速指标呈现下降趋势，但总体仍保持在合理区间，并呈现出逐步平稳的特征。所以既无须惊慌失措，对经济运行中的小的矛盾和风险进行无限放大，或对改革中的部分薄弱环节进行过多指责。也要抓住机遇，正视矛盾和风险，利用经济增速放缓但总体处于平稳运行的关键时期，突破改革瓶颈，弥补发展短板，实现经济的转型发展。稳中求进，稳是前提，进是目的，而小幅的回退则是全社会共识的凝聚和力量的积聚。
　　（一）消费增速明显回落，传统消费热点支持能力下降
　　2018年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为9，较上半年总体8。8的增速略快，即使考虑到其中部分生活服务业没有涵盖在内，整体消费增速也不够理想，总体低于预期值。从消费的构成结构来看，重要的消费热点支撑能力明显不足，如汽车类增速2。7，家电类的增速10。6，建材类增速8。1，家具类增速10。1，同比均呈下降趋势。
　　消费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居于基础性地位，保持消费的稳定增长和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重点。因此，提升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创新和营造新的消费热点，并实施以突破消费瓶颈为方向的金融财政政策就成为下一阶段政策推出的重点。
　　（二）固定资产投资压力加大，投资结构仍未得到有效改善
　　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速仅为6，整体呈现中速增长的态势。从构成结构来看，由于存量投资结构并未得到有效改善，投资久期仍在进一步地拉长，所以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并未得到总体上的改善，工业投资的增速仅为3。9，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降为7。3，房地产投资则仍然维持在9。7的增速水平（其中住宅投资增速为13。6）。
　　根据十九大报告的要求，投资应对优化供给结构发挥关键性作用，这样，简单的投资增速提高和规模扩大，不再是我国的政策选项。因此，加大对工业投资的支持力度，完善基础设施投资的组织方式，优化房地产市场的融资结构成为投资改革的重点和要点。
　　（三）进出口形势保持稳定，贸易平衡压力有所增大
　　2018年6月，我国进口贸易增速（以人民币计，下同）仅为4。3，出口贸易增速为3。1，进口贸易增速为6，但顺差仍然达到2619亿元，进出口贸易形势总体平稳，但压力加大。整个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贸易规模达到141227亿元，增速为7。9左右；其中出口规模为75120亿元，增速为4。9；贸易顺差的规模为9013亿元，增速为26。7，我国仍然是世界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力。需要指出的是，我国贸易运行指标的变动和调整，主要是自身主动实施改革的影响，与中美贸易关系的调整直接的关联度不大。上半年，中美贸易规模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增速为5。2，占我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为13。5。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对外贸易的重点是贸易利益、贸易效率和贸易形态，而不是传统的贸易规模和贸易顺差。因此，改革的重点是优化贸易形态，减少贸易壁垒，改善贸易条件，提升贸易综合利益。
　　（四）货币供给保持稳定，社会融资总额不及预期
　　截至6月底，我国广义流动性（M2）的规模为177。02万亿元，同比增长8，考虑到同期GDP的增长和物价的涨幅，这一增速与实体经济的需求基本适当。但从社会融资总额的情况来看，上半年的新增融资规模仅为9。1万亿元，下降了18。24，主要由于企业债务和委托、信托贷款规模的减少，在结构上对实体经济的融资形成了抑制。
　　这样，解决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新增货币供给，而是优化社会融资的结构，有效提升货币周转速度，降低资产久期水平。为达到这一目标，改革的重点应在创新货币投放结构、优化社会融资渠道、平衡社会资金分配三个方面，并做好改革中的风险控制。
　　质量水平有所改善，效率指标提升明显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质量第一和效率优先。从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来看，尽管数量指标和速度指标的表现不够理想，但经济发展质量和运行效率得到了改善和提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总体上看，中国经济保持了“两稳两更”的调控要求，实现了“两高一低”的发展目标
　　“两稳两更”是指政策上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稳定，并推动结构政策发挥更大作用和社会政策更加有效地解决民生问题。上半年，我国财政政策坚持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取向，在强化公共服务保障、支持经济发展和推进自身改革的同时，启动了关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政府性收费等多轮减税降费的改革，累计减税降费规模预期将超过6000亿元，约占全年减税降费规模10000亿元的60。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基础货币的增速约为1。6，而流动性的增速则为8，货币市场的效率明显提升；利率水平和结构也保持良好，从shibor的利率水平来看，5月末的隔夜利率和1年期利率分别为2。8310和4。3880，与去年同期的2。6365和4。3579基本相当。结构政策更加富有针对性和拓展性，新组建的国家融资担保基金首期募资规模不低于600亿元，并在三年内将我国现有企业融资担保能力提升25；新组建的国新央地共同发展基金的首批募资500亿元也基本到位，并作为母基金发挥支撑和引导作用。社会政策更加注重解决民生问题，15月，政府的教育支出达12053亿元，增长6。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达13196亿元，增长11。9；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达6931亿元，增长7。4，对民生问题的保障进一步加强，水平也进一步提升。
　　“两高一低”是指经济的运行特征，高增长、高就业和低通胀。从上半年的情况看，我国经济增速为6。8，新增GDP规模为26675亿元（约合4100亿美元），均超过美国的同期水平（美国GDP预期增速为3。5左右，新增GDP规模为3300亿美元）。而从就业的情况看，前5个月新增城镇就业人数为613万，完成全年任务目标的55。7，GDP每增长1带动的新增就业人员约为112万，经济增长的实际产出效应有所改善。通货膨胀率总体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保持在1。9，除鲜菜、鸡蛋、羊肉和医疗保健外，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均保持平稳运行。
　　（二）经济发展质量、结构质量和分配质量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经济发展质量主要指经济发展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支撑。上半年，我国单位GDP的能耗下降3。2，万元工业增加值的用水量预计将下降5左右，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格局逐步形成。
　　经济结构质量主要指产业结构、动力结构和价值链分布结构。上半年，我国产业结构总体上将进一步强化服务业的主体地位，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协同有序。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9。7和15，而战略性新兴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和高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18。1、17。5和15。4。在动力结构上，消费作为主体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新动力和新动能快速成长。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为78。5，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为30左右，净出口的贡献率为10左右，内需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量；新动能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也在不断加大，上半年，日均新登记企业接近1。8万户，科技进步贡献率接近60，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超过65万件，网上零售额的增速超过30，快递业务量超过200亿件。而在价值链的分布结构上，我国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良好市场前景和较高技术水平的产业，并拥有了具有世界影响力和创新力的“独角兽”企业。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88。1，工业机器人增长23。9，3D打印设备、生物基化学纤维、单晶硅、石墨烯等产品快速增长；分拣机器人、无人机配售、面部识别支付等新技术逐步崭露头角；“互联网”与各行业各领域深入融合。
　　分配质量是指居民收入增速、占比和差距的情况。上半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速保持在6。6左右，基本持平于人均GDP的增速水平；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进一步提高，预期将达到43，成为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从收入分配差距来看，上半年，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值与中位数的比值约为1。16，与2017年的情况基本相当，在社会阶层结构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居民收入差距没有进一步扩大，当然也没有显著的改善，基尼系数的水平保持稳定。
　　（三）全要素生产率、企业收益率和资本形成率均有小幅提升
　　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来自于科技进步贡献率、管理效率和制度模式效率，在核算上可以用经济增速与要素增长率的差异来进行衡量。一季度，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核算值约为1。7个百分点，上半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将略超过1。7个百分点的水平，比2017年1。3个百分点的水平明显提升，总体呈改善的趋势。
　　企业收益率呈现持续改善的情况。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7298。3亿元，同比增长16。5，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6。36。预期上半年，企业收益率将延续前5个月的基本态势，但在增速上会出现小幅放缓，利润率水平略有降低的压力。在工业企业利润水平上升的带动下，服务业企业、现代农业企业的收益率也呈现出较明显的改善情况。
　　资本形成率是指形成的资本额占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长期以来，该比率一直呈下降的态势。2010年资本形成率甚至达到100的水平，而到2016年、2017年则下降到52。8和41。4，过多的当期资产的补偿和加速折旧的摊销成为影响我国投资效率和产出效益的重要原因。上半年，我国资本形成率约为60左右（一季度为61。7），整体出现了明显回升，投资效率出现了明显改善。
　　改革坚持问题导向，发展坚持底线思维
　　面对经济增速的下行和运行中有利因素的积累，下半年的经济发展应坚持三个基本理念：第一，只要经济还在稳定的区间内运行，就要把改革放在首位，不出台强刺激政策；第二，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做好风险管理，坚持底线思维；第三，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针对问题、解决问题，并做好顶层规划。
　　（一）以智能市场、新兴热点和消费金融作为提升消费重心和要点
　　智能市场是有效反映消费者需求，形成供给与需求动态平衡，并创新商业模式和流通业态的重要基础，核心是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布局、应用与信息消费的全面兴起。国务院确定了生活信息类消费、公共服务类信息消费、行业类信息消息和新型信息产品消费等四个关键领域，并强调坚持包容审慎监管，加强分类指导，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推进信息消费领域“证照分离”试点，推行清单管理制度，放宽新业态新模式市场准入。
　　新兴热点主要是根据家庭消费的需求和成长特征进行引导和促进，确定消费升级重点领域和方向，即大力推进服务消费、信息消费、绿色消费、时尚消费、品质消费和农村消费，选择好既满足人民生活质量改善需求，又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创造力增强的关键消费品作为抓手，从供给和消费两个方面给予政策支持。中央强调，要加快破除阻碍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和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以推进人口城镇化为抓手壮大消费群体，激发市场内在活力。
　　消费金融是破除消费瓶颈、提升消费层次、缓解房地产投资等消费“挤出”的重要举措。应着力做到，放开市场准入，将消费金融公司试点扩大至全国；审批权下放到省级部门，鼓励符合条件的民间资本、国内外银行业机构和互联网企业发起设立消费金融公司，成熟一家、批准一家；向消费者提供无抵押、无担保小额信贷，规范经营、防范风险，使消费金融公司与商业银行错位竞争、互补发展。通过消费金融的支持，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
　　（二）以创新金融支持方式、完善PPP制度和推动房地产市场改革为重点扩大和拓展固定资产投资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金融的归宿。金融应根据实体经济的运行特点和发展特征，创新支持机制和服务手段，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中央要求，要综合运用多种流动性管理工具，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保持流动性水平适度和货币市场稳定运行，引导货币信贷平稳增长；加强和改进对企业兼并重组、不良资产处置的力度和效率，积极稳妥推进化解过剩产能和库存；指导金融机构合理确定利率水平和收费项目，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债务负担；支持实体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提高企业创新发展能力。
　　PPP模式是有效降低政府债务风险、增强基础设施投资能力、提升公共项目建设效率的重要举措。既要进一步简化PPP的程序，提升PPP项目的效率，提高相关效益，又要有效防范和化解PPP的风险，并消除管理运行中的扭曲。要夯实社会资本融资义务，不得以债务性资金充当项目资本金；政府不得为社会资本或项目公司融资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不得约定由政府方或其指定主体回购社会资本投资本金；不得弱化或免除社会资本的投资建设运营责任。
　　房地产市场的投融资主要存在风险过度集中、资金结构不透明、项目债务与企业债务高度混同等问题。中央要求，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支持房地产企业通过发展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向轻资产经营模式转型，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这些举措将有助于恢复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机制，并更加有效地开展资源配置活动。
　　（三）以均衡汇率、减少壁垒和改善贸易条件为重点扩大贸易利益和优化贸易结构
　　均衡汇率是指在自由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前提下，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汇率水平。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均衡汇率水平的确定、趋同过程的管理和相关近因的处理上要着力做好以下几点：一是允许人民币汇率适度调贬，目标幅度应有效平衡贸易和投资波动压力，建议总体控制在4000个基点左右；二是在向均衡汇率的趋近和趋同过程中，要把握好度，总体上应掌握前快后慢、引导预期、调节市场的原则，并合理考虑在16。75（1美元对人民币）水平上以5的波动幅度作为均衡震荡区间；三是综合考虑人民币海外资产的价值风险、相关债务的偿还风险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进程，该出手时断然出手，但应顺应市场长期趋势，不做长时间、大幅度的扭曲市场的安排。
　　贸易壁垒包括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两种类型。WTO强调要实施关税保护及关税减让原则，即减少和限制非关税壁垒，并将非关税壁垒的贸易效应转化成相应的关税壁垒，再对关税壁垒进行减让。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因此，我国将继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进程，着力做好：第一，公布并落实好新一轮市场开放清单（负面清单），鼓励全球的优质资源和要素到中国市场上竞争和发展，全面提升开放水平；第二，结合关税税率的调整，引导进口商品和服务有序进入国内市场，并完善国内流通体系和交易机制；第三，进一步破除相关的投资障碍和贸易壁垒，将合资限制、股权比例、业务管控、外汇平衡等要求渐次取消或调整，并全面取消商品进口中的附带渠道、技术和要素的要求。
　　改善贸易条件的重点是优化贸易利益的分配格局。关键的政策着力点是改善贸易结构，提升商品质量，优化贸易形态。改善贸易结构既包括商品结构也包括区域结构，改善出口商品的构成，优化出口市场的环境都会明显提升贸易利益水平；提升商品质量是实施差异化竞争和获得更加理想价格的重要基础，差异化避免了价格竞争，并通过价格的提升获得了更好的利益回报；优化贸易形态的关键是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和价值链中的权重，包括核心知识产权贸易控制、商品流与信息流的转换与替代、分布式生产和包络式价值链建构等问题。
　　（四）以扩大资金供给、优化资金配置和调升利率水平为重点进一步完善金融货币市场
　　扩大资金供给是指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并将资金的期限性供给转换成永久性供给。所涉及到的主要包括适度增加逆回购、常备借贷便利（SLF）等短期临时性资金供给，有效控制抵押借贷便利（PLS）和中期借贷便利（MLF）等中长期资金供给，加大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力度，拉长资金供给期限，适当影响利率上升幅度，避免市场债务的成本结构和期限结构的双重风险。
　　优化资金配置是强调金融资源应更多地流向实体经济、中小企业和“三农”领域。考虑到资产抵押水平、收益稳定性和产权的可流转性等问题，上述领域一般是金融资源配置的短板，而调整的关键是削弱短板因子，形成投贷激励，而不是依托财政手段和政府指令强制性地扭曲市场。重点政策包括：一是将信用良好的中小企业贷款和部分较高品质的集合债券和集合票据，纳入MLF的可质押资产的范围，并提高MLF的利率水平；二是支持以企业应收账款、租赁债权等财产权利和基础设施、商业物业等不动产财产或财产权益为基础资产，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提高收益稳定性；三是将企业引导进入产权交易市场，充分发挥产权交易市场价格发现、价值实现功能，增强产权的可流转性。
　　调升利率水平是指将交易利率水平适当调高，并支持基准利率水平与交易利率水平有序统一。调升利率会抑制固定资产投资，但更重要的是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调升利率的方法是根据风险平衡的要求，提高当期MLF的利率水平，进而带动新增货币成本上行；实施降准安排，对冲到期MLF，并通过存款准备金利率（0。5）和到期MLF利率（约2。2）的利差相应地调控利率水平的涨幅；形成基准利率的加息周期，其目标不是进一步抬升实际利率，而是将名义基础利率与市场交易利率并轨，从而不会对实体经济的投资活动带来损害和影响，但可以对房地产等资产投资活动进行有效的抑制。
　　（五）以全面税制改革、完善预算制度和引导市场力量为重点，更好地发挥财政作用
　　全面税制改革的关系是调整好“三大关系”、简化税制、保障公平、提升效率。调整“三大关系”是指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居民的分配关系、政府间的财政关系等；简化税制则是明晰税收的收入功能和调节功能，不设计多重征税，尤其是不能出现税收调控效果的抵消性影响；保障公平是指税制应尽可能地不做差异化的安排，特别是对于地区层面，并有效地保障同一类市场主体的实质税负公平；提升效率既指税收征管效率，又指税制对市场的调控效率，应尽可能明晰标准，指向准确。下半年，要在已经取得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关税改革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以调整政府与居民分配关系的个人所得税改革，以及更具综合性影响的消费税改革。并在国地税合并改革完成后，抓紧推进共享税种的中央和地方分配比例的调整，以调动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在税制改革中，应高度重视市场的竞争性、公平性和效率性，对于阻碍模式创新和正常企业经营管理的税制规则也要相应的调整，确立“完善市场机制维护政府间财政关系便利税收征管”的税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和逻辑顺序。
　　完善预算制度的重心是强化预算约束，完善科学标准和全面实施绩效管理。下半年，要大力推动预算编制的科学化和标准化，完善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进一步做实部门预算项目库，完善预算支出定额标准；加强年度预算与中期财政规划相衔接，与部门职责和工作安排相匹配；逐步将绩效管理涵盖所有财政资金，并深度融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加强重大政策和项目成本效益分析，研究建立地方财政综合绩效评价体系，推动地方财政绩效管理水平整体提升。
　　引导市场力量包括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政府投资引导基金和财政金融稳定机制等三个方面。下半年，既要进一步巩固PPP模式的改革成果，规范和推进PPP的有序发展，尽快成为我国基础设施和重大公共工程的有利支撑，又要着力推进覆盖更多领域、更多层次和更多环节的政府投资引导基金建设，与市场形成合力，并做好资本与资产的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还要积极运用政府财政的资金能力、信用能力和管理能力，在有效承担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同时，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中小企业、“三农”发展和精准扶贫，在打赢三大攻坚战上形成合力。
　　通过有序推进上述五个领域的关键性改革，并有效利用经济运行中已经出现的积极因子，在政府治理和财政政策的有效支持下，下半年中国经济有望实现企稳的目标，并结束“L”型底部运行状态，步入新一轮经济增长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