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为什么不能在唐朝做大官
其次，跟科举取士规模有相当关系。唐朝虽然号称科举取士，其中最为显赫的是进士科。但实际上，每科及第进士非常少，最少的一科只有三五个人，最多也不过四五十个人。宋朝的情况完全不同，每科取士规模多在二三百人，多的时候有五六百人。数量上的差异，对文人的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唐代进士科，考中者固然占了入仕的先机，但是，对大部分人而言，基本上就是一种人生的搏击过程，说得难听一点就是一种“跳龙门”的游戏。即使是非常优秀的文人，也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在进士考试上。孟郊《登科后》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传赵嘏所作诗句“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唐李肇《国史补》曰：“进士科得之艰难，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故诗云。”都是唐朝科举弊病很好的写照。考个进士，要扒掉三层皮，花掉几年乃至几十年的时间，哪里还有时间精力，去从政，去飞黄腾达？杜甫的考试、求官经历，就很有代表性。唐代进士科这座独木桥，浪费了太多优秀文人的才华和生命！
再次，跟文人整体地位有关系。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是军人出身，他的天子宝座是从后周幼儿寡母那里夺来的。他深知军人对于皇帝宝座的危险性，因此，他登基不久便来了个“杯酒释兵权”，将武将排除在最高统治集团之外。同时立下规矩，不准其继任者随意杀害文人。从此，赵宋王朝的政府基本上由文人组成，武将的地位、级别受到严格限制。宋朝文人不但生命有保障，整体身份也空前高贵。而李唐王朝，虽然也不乏喜欢吟诗作赋附庸风雅的皇帝，但是，他们大量使用勋臣后裔和武将担任朝廷或地方军政要职，对于文人并不特别眷顾。在唐朝，不少诗人都曾经在历经坎坷之后，发出读书无用的感慨，向往军功进身之路。有众多诗句为证：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从军行》），祖咏的“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钱起的“雁门太守能爱贤，麟阁书生亦投笔”（《送崔校书从军》），杜甫的“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草堂》），崔涂的“五陵豪侠笑为儒，将为儒生只读书。看取不成投笔后，谢安功业复何如”（《东晋》），如此之类，不胜枚举。如果说，在宋朝，文人是一等公民，那么在唐朝，文人就是二等公民。一等公民容易春风得意上青天，二等公民不免喝西北风坠地面。
当然，有一得必有一失。宋朝文人仕途普遍比唐朝文人得意的同时，文学成就却普遍不如唐朝文人。至少，唐朝尤其是盛唐那几位大诗人的艺术造诣，是绝大部分宋朝文人所望尘莫及的。杜甫的“文章憎命达”，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的就都是这个得失的规律。
来源：中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