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竟然曾是唐朝最高法官！
并且，尤为使人称颂的是，他在法律思想方面的议论丰富而精辟，许多言论是发前人所未发。可以说，这些法律思想对于中国法制的发展，特别是唐朝律令的发展，许多都借鉴了白居易的思想，其影响力遍及整个封建法律的历史。
礼法结合“刑”为先
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有一大独有的特色，就是“礼”与“法”的结合，及强调法律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但是更重视道德的力量，即所谓的“德主刑辅”，“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道德的力量更重于法律的力量，这是古代社会实施“人治”的重要理论基础。
唐朝把德主刑辅奉为法制指导思想，纵观历史，很少有人对此思想提出质疑。然而继承了儒学思想的白居易从唐中期社会政治形势出发，却提出了“刑礼道迭相为用”的思想，主张刑与礼应交替作为统治的主要手段，把“法”上升到与“德”相同甚至更高的地位。
白居易曾对“礼”与“法”的关系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白居易认为，法律只能禁止人们为恶；礼教只能防止人们产生不良情绪; 道虽然能使人修身养性，却不能禁止人为恶。所以各有各的用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改变人的性情，达到治国安天下的目的。
所以，用普通农民的农活打比方，刑罚法律用来开荒，德礼教化用来种植，而道德无为用来收获，用处各有不同，在不同形势下应分别应用
既然治国如农耕，法律是开垦荒地的利器，自然而然地被放在就是治国中的第一位，这就有别于传统的礼法思想。
传统的理论都讲“出礼则入刑”，礼教与刑罚虽各司其职，但也是“先礼而后刑”，而白居易却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像法律这样的“丑话”应该说在前头，强调刑罚对于推行教化的作用，刑罚被当作是施行教化的重要手段。礼教沦丧要靠刑罚来拨乱反正，而礼教复归也靠刑罚来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