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敞在朝为官时,敢于坚持原则,对于不合理的事,常常是切言直谏。嘉祐四年(1059)冬天,仁宗祭祖先,宰相按惯例率文武百官给仁宗加尊号。刘敞却认为,在灾荒之年加尊号,徒有虚名,接连四次上疏谏止,仁宗觉得刘敞言之有理,尊号就没有接受。另外,郭皇后死去二十年,仁宗命群臣合议皇后的祭礼事,刘敞又认为不合适,他的意见与执政者不合,而仁宗却采纳了刘敞的意见,免议此事。
刘敞办事,不仅对上敢于直言切谏,而且不畏权贵。皇祐二年(1050)宰相夏竦死后,仁宗不经百官集议,赐谥号文正。刘敞认为夏竦虽有才智,但为人奸邪阴险,性贪婪,好弄权术,一生的言行与“文正”二字不合,议定谥号是臣下
他的文章颇有见解。例如《题魏太祖纪》说汉高帝哭项羽,魏武帝祭袁绍,都不是“匿怨矫情”,而是“慷慨英雄之风”;策问《孟轲教齐梁之君》说孟轲讥别人“言利”,而自己却讲“好货不害”,是“讥人甚详而自任太略”。这都是不同寻常的看法。此外,刘敞还有《疑礼》一文,说“今之礼,非醇经也”,乃“圣人之徒合百说而杂编之”。这也不是一般儒生的见解。关于文风,刘敞重实用而反虚浮。他的《杂说》写道:“今日之俗不矜节义而皆安于富贵,尚文章,文章济理者寡而为名者重”,他认为这是“将来之弊”。刘敞的文章比较质朴,自然流畅,近于韩(愈)、欧(阳修)。例如《送杨郁林序》说:“前世之所以能治也,为官择人;后世之所以不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