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囚论文言文翻译、注释

文言文

纵囚论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xíng lù]①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②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③，录大辟[dà pì]④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⑤，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⑥其必来以冀[jì]免⑦，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⑧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⑨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⑩。

唐太宗李世民

注释
①刑戮：刑罚或处死。
②苟：只图眼前。
③唐太宗之六年：632年（唐太宗贞观六年）。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有一定作为的皇帝，他在位年间，国势强大，社会较安定，史称“贞观之治”。
④大辟：死刑。辟，法。刑法。大辟意为最重的刑罚。
⑤罪大恶极：罪恶大到了极点。
⑥意：估计。
⑦冀免：希望赦免。
⑧贼：用作动词，窃，私下行动，引申为窥测。
⑨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他们都是儒家崇拜的古代的明君。
⑩干誉：求取名誉。

唐太宗李世民

翻译

信义可以在君子中施行，而种种刑罚则在小人中施行。判刑列入死刑的人，是罪大恶极的，又是小人中特别坏的人。宁愿为正义而死，不愿意苟且贪生，而视死如归，这在君子中也是很难做到的。在唐太宗即位后第六年时，把判处死刑的犯人三百余人登记在册，放他们回家，约定好到期自动回来接受死刑。这是君子都难以做到的事，而希望小人中最坏的人能做到自然更难。到了规定的时间，那些囚犯自动回来而没有延误。这是君子难以做到的，而小人却很容易地做到了。这难道近于人情吗？

有人说：罪大恶极，确实是小人了；如果对他们采取恩德感化的手段，就可以使他们变为君子。恩德感化愈深入人心，人的转变速度就愈快，有过这样的事。我说：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得到这种名声。可是怎么会知道他在放回囚犯时，没有料到他们一定会回来希望可以赦免自己的死罪，所以才放回他们呢？又怎么会知道那些被放回的囚犯，没有料到他们自动回来就一定会被赦免自己的死罪，这才又回来呢？料想到囚犯一定会回来这才放他们回家，这是唐太宗从上面窥测到下面囚犯的内心想法；料想到一定会被赦免死罪这才回来，这是下面的囚犯在窥测上面的皇帝的内心想法。我从中看到的是上下互相窥测对方的内心想法才形成了这种名声，哪里还有皇帝采取恩德感化的办法和囚犯遵守信义的事呢？不然的话，唐太宗在全国施行恩德感化的办法，到这时已经六年了，却不能让小人不犯极恶大罪，只凭一天的恩德感化，就能使囚犯视死如归，而且坚守信义。这是一种说不通的观点啊!

那么应该怎么去做才可以呢？我说：对放回家去而又回来的囚犯，杀了他而不能赦免。然后再放出一批囚犯，他们又回来了，这样才可以知道是被恩德感化所致。然而这必定是不可能的事。如果对放出的囚犯在他们回来后就赦免了死罪，可以偶尔做一次。如果总是这样去做，那么杀人犯都不会被处死。这可以作为国家的常法吗？不能作为国家的常法。这难道能说是圣人之法吗？所以说，尧、舜、三王治理国家，必定以合乎人情为标准，不以标新立异为高明，不能违背情理来博取自己的名誉。

创作背景

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经过主动消灭各地割据势力，虚心纳谏、在国内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使得社会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公元633年，李世民下令让将近400人囚犯回乡一年，等到来年秋收后再回到狱中受刑。这些犯人感激不已，等到第二年秋收后，所有犯人一个不差地全部归狱。李世民很是高兴，当场赦免了所有犯人。这就是著名的“四百囚徒归狱案”。

《纵囚论》就唐太宗纵囚一事提出了质疑，认为此事不足为训，并明确地提出了“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这一论点。这是一篇对传统见解进行辩驳的议论文。

作品赏析

文章主旨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

本文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行文特点

本文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分析问题时，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于人情”。

本文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

作者简介

欧阳修（公元1007年—公元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庐陵吉水（今属江西）人。他是北宋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著名的散文家，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词婉丽，承袭南唐余风，与晏殊较接近，但也有不同处，如他有述怀、咏史、写民情风俗之作，题材较晏殊词广泛。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有《欧阳文忠公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