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时序原文及翻译、赏析
《文心雕龙·时序》是《文心雕龙》里的其中一篇。《文心雕龙》是南北朝时期梁代大文论家刘勰的文学理论专著,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部最杰出的重要著作。其中《时序》篇专门讲文学和社会时代的关系。
文心雕龙时序原文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德盛化钧,野老吐“何力”之谈,郊童含“不识”之歌。有虞继作,政阜民暇,薰风咏于元后,“烂云”歌于列臣。尽其美者何?乃心乐而声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咏功,成汤圣敬,“猗欤”作颂。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
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飙骇。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五蠹六虱,严于秦令;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孟轲宾馆,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邹子以谈天飞誉,驺奭以雕龙驰响,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
爰至有汉,运接燔书,高祖尚武,戏儒简学。虽礼律草创,《诗》、《书》未遑,然《大风》、《鸿鹄》之歌,亦天纵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于文景,经术颇兴,而辞人勿用,贾谊抑而邹枚沉,亦可知已。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柏梁展朝宴之诗,金堤制恤民之咏,征枚乘以蒲轮,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孙之对策,叹倪宽之拟奏,买臣负薪而衣锦,相如涤器而被绣。于是史迁寿王之徒,严终枚皋之属,应对固无方,篇章亦不匮,遗风馀采,莫与比盛。越昭及宣,实继武绩,驰骋石渠,暇豫文会,集雕篆之轶材,发绮縠之高喻,于是王褒之伦,底禄待诏。自元暨成,降意图籍,美玉屑之谈,清金马之路。子云锐思于千首,子政雠校于六艺,亦已美矣。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馀影,于是乎在。自哀、平陵替,光武中兴,深怀图谶,颇略文华,然杜笃献诔以免刑,班彪参奏以补令,虽非旁求,亦不遐弃。及明帝叠耀,崇爱儒术,肄礼璧堂,讲文虎观,孟坚珥笔于国史,贾逵给札于瑞颂;东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论;帝则藩仪,辉光相照矣。自和安以下,迄至顺桓,则有班傅三崔,王马张蔡,磊落鸿儒,才不时乏,而文章之选,存而不论。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降及灵帝,时好辞制,造皇羲之书,开鸿都之赋,而乐松之徒,招集浅陋,故杨赐号为驩兜,蔡邕比之俳优,其馀风遗文,盖蔑如也。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至明帝纂戎,制诗度曲,征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观,何刘群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贵英雅,顾盼含章,动言成论。于时正始馀风,篇体轻澹,而嵇阮应缪,并驰文路矣。
逮晋宣始基,景文克构,并迹沉儒雅,而务深方术。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胶序篇章,弗简皇虑。降及怀愍,缀旒而已。然晋虽不文,人才实盛∶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岳湛曜联璧之华,机云标二俊之采。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前史以为运涉季世,人未尽才,诚哉斯谈,可为叹息。
元皇中兴,披文建学,刘刁礼吏而宠荣,景纯文敏而优擢。逮明帝秉哲,雅好文会,升储御极,孳孳讲艺,练情于诰策,振采于辞赋,庾以笔才愈亲,温以文思益厚,揄扬风流,亦彼时之汉武也。及成康促龄,穆哀短祚,简文勃兴,渊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满玄席;澹思浓采,时洒文囿。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其文史则有袁殷之曹,孙干之辈,虽才或浅深,珪璋足用。
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
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构。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飙起。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数也。盖闻之于世,故略举大较。
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箓,世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高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熙景祚。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海岳降神,才英秀发,驭飞龙于天衢,驾骐骥于万里。经典礼章,跨周轹汉,唐、虞之文,其鼎盛乎!鸿风懿采,短笔敢陈;扬言赞时,请寄明哲!
赞曰∶
蔚映十代,辞采九变。枢中所动,环流无倦。
质文沿时,崇替在选。终古虽远,僾焉如面。
文心雕龙时序翻译
随着时代交替推移的变化发展,质朴和华丽的文风也跟着变化。古往今来的写作情况和道理,大概还可以论述一下吧?从前在唐尧时期,恩德隆盛,教化普及;所以者百姓做了《击壤歌》,儿童们也唱了《康衢谣》。接着是虞舜时期,政治昌明,百姓安闲;于是舜写了《南风歌》,群臣也和他同唱了《卿云歌》。这些作品为什么给人非常美好的感觉呢?就是因为大家心情舒畅,所以诗歌音调也是安乐的。到夏禹治理好国土,各项工作都走上轨道,所以产生了歌颂的作品。商汤英明严肃,因而出现了《诗经·商颂》里的《那》诗。后来周文王恩德隆盛,这时《周南》中的诗篇,体现了当时作者勤劳而无怨言的思想;文王以前,太王的教化很淳厚,所以《豳风》里的诗歌表达了作者快乐而不过分的心情。但是后来厉王、幽王时期政治黑暗,因而《大雅》里的《板》、《荡》等诗充满愤怒;平王时,周室渐渐衰落,于是出现了情调悲哀的《王风·黍离》。这些歌谣写作的道理,是和时代一起演变的;时代像风一样在上边刮着,文学就像波浪一样在下边跟着震动。
春秋以后,列国群雄互相争战;儒家经典不被重视,诸子百家风起云涌地出现了。这时韩、魏诸国使用武力争夺胜负,燕赵诸国相信权谋;而秦国对于韩非所谓五种害国的蛀虫,商鞅所说六种害国的虱子,都控制得很严格。只有齐、楚两国还颇有文化学术:齐国准备了大公馆,楚国扩大了兰台宫,来款待贤人;孟子到齐国去做贵宾,荀子到楚国去做兰陵令;所以齐国的稷下就传开优良的风气,楚国的兰陵也形成美好的习俗;邹衍以谈天称著,驺奭以文才驰名,屈原的诗篇更可媲美日月,宋玉的文采也美如风云。从文采上看他们美好的言论和著作,简直超过了《诗经》;可见他们光芒四射的幻想,来自这时纵横驰骋的不平凡的风气。
到汉朝,时间处在秦始皇焚书后,汉高祖崇尚武功,戏弄儒生,怠慢学者。虽然国家礼制律法已开始创作,但还没来得及整理研究《诗经》《尚书》这些典籍,尽管如此,但汉高祖的《大风歌》和《鸿鹄歌》,也称得上是天才之作。汉高祖的尚武爱好影响到孝惠帝,直到汉文帝、汉景帝,经学才稍微兴起,但文人仍得不到重用,这点看看贾谊遭到排斥贬抑,邹阳枚乘地位低下久不得志,就能明白。到了汉武帝,开始尊崇儒家学说,并用华丽文采粉饰鸿大功绩,于是制礼作乐,光辉争相放映,文辞与华藻竞相纷驰。汉武帝曾在柏梁台席宴与群臣联句做《柏梁诗》,在黄河堤坝作忧民的《金堤咏》,还用安稳舒适的蒲轮车征聘枚乘,给主父偃以鼎食高官礼遇,因为公孙弘的对策好,就提拔他加以任用,倪宽写的奏章文采非同一般,因此受到赞叹,贫穷以卖柴为生的朱买臣,被重用得以穿上官服锦衣,生活窘迫只能在酒馆洗杯碗的司马相如,披上皇家绣袍担任使节,于是这个时期,司马迁、吾丘寿王这些人,严安、终军、枚皋一类人,有的回应问题确实想法灵变,有的文章写得很多,其风流文采也遗传下来,文学氛围没有比那时更兴盛的了。经过汉昭帝到汉宣帝,确实继承了汉武帝的事业,群儒学者在石渠阁展开经学辩论,文士们在文会从容讨论,既聚集了众多具有辞赋创作天赋的杰出人才,又发出了贬低辞赋尊重经书的高论。这时,像王褒这些有文才的人,凭着文采能等到皇帝诏令得到高官厚禄。从汉元帝到汉成帝,很重视收集整理图书典籍,赞美像温润珠玉的美好言辞,这为文人扫清了通向金马门的道路,因此扬雄在上千首篇赋中极尽心思,刘向整理校订的六经,很是精心到家。自从汉武帝开始重视辞赋写作起,到汉成帝、汉哀帝,虽然历史发展经历百余年,文人辞赋创作变化很多,然而从总体趋势来看,还是继承了《楚辞》传统,屈原留下的深远影响,在这些作品中都能看到。
到了哀帝平帝的时候,汉朝已经开始趋向衰微没落,光武帝重建东汉王朝;他只惦记着谁能得天下的预言,却不关心文学艺术。但是杜笃因诔文做得好就减免刑罚,班彪因起草奏文被赏识而做了县令;可见光武帝虽然没有广泛搜罗文士,但也没有完全不理会。到明帝、章帝两朝,较为尊崇儒学;在辟雍里学习古礼,在白虎观研究经学。这时班固撰述国史,贾逵作《神雀颂》,刘苍写了不少好文章,刘辅也著了《五经论》。天子与藩王的典范,就发出相互辉映的光彩了。从安帝、和帝以后,直到顺帝、桓帝时期,则有班固、傅毅、崔骃、崔瑗、崔寔、王延寿、马融、张衡、蔡邕等大量作家。此外,还有不少大儒,他们都颇有才华,其中文章做得好的,就不必一一列举了。不过东汉作家走的道路和以前不同,他们在文采和思想内容上,是依据儒家的经典;这就因为他们有政治经验,又不断讲述经学,所以渐渐接受了儒家的影响。后来灵帝喜爱文学,曾著《皇羲篇》一书,并召集文士到鸿都门写作。可是乐松等人,却引来一些不学无术之辈;所以杨赐称之为“驩兜”一类的坏人,而蔡邕则比之于弄臣。他们的文风和作品,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自从汉献帝流离迁移后,文人学士也像蓬草一样随风飘荡辗转四方;直到建安末年,北方地区才渐渐安定,曹操居丞相和魏王的地位,很喜爱诗章;曹丕身为魏王太子,善于写作辞赋;曹植是豪华的公子,更写出不少珠玉般的作品。他们三人都重视文才,所以吸引来许多优秀作家:王粲从荆州来归顺,陈琳从冀州来听命,徐幹从北海来从仕,刘桢从东平来归附;应玚运用其丰盛的文思,阮瑀以施展才华为乐趣;还有路粹、繁钦之流,邯鄣淳、杨修等辈,都有威仪地优游于诗酒之间,从容不迫地周旋于筵席之上,下笔而成高歌,挥毫可助谈笑。试看这一时期的作品,常常慷慨激昂;的确由于长期的社会动荡,风气衰落,人心怨恨,因而作者情志比较深刻,笔意比较深长,作品也就常常激昂慷慨而气势旺盛了。到魏明帝继位,自己能写作诗歌;同时也搜罗文士,设立崇文观。何晏、刘劭等人,都相继发挥才华。在以后几代年青皇帝中,只有高贵乡公尚有文才;他举目就有了文章,发言便成了理论。这时还有正始年间留下的风气,作品风格比较轻淡;嵇康、阮籍、应璩、缪袭等人,都活跃于当时的文坛上。
到了晋宣帝司马懿开始打下家国基础,晋景帝、晋文帝继承父志;他们在行为上忽略儒学风雅,致力于皇权地位争夺的阴谋权术。至晋武帝建立新王朝称帝后,关于学校和辞章的修正普及,却也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下传到晋怀帝和晋愍帝,皇帝只成了装饰品,哪有余力谈文章事业!然而,晋代皇帝虽不重视文学事业,但实际上有才之人却很多:张华摇动笔杆像会落下珍珠,左思挥洒墨汁就像展开的锦绣,潘岳、夏侯湛的文章像双璧映照,陆机、陆云显示出个人文采,应贞、傅玄、张载、张协、张亢之徒,孙楚、挚虞、成公绥之辈,文章辞藻都清新英俊,兼有风韵华艳细腻的特点。以前史学家认为时代进入末世,这些人都没尽量发挥才华,确实是这样,这一点也使人叹息!
东晋元帝,大力提倡文学事业,兴建学校。文人刘隗、刁协精通礼法制度并受到皇帝尊重;郭璞因文思敏捷而受到优先提拔。到了晋明帝,他天资聪明,素来好与文人学士会聚,从被立为太子到继位,都孜孜不懈地讲论六经,在写作诰书、策问上倾情注意研讨,在辞赋上发挥特长,庾亮因有写作才华愈加受到亲近,温峤因文思敏捷而越发受到厚待。晋明帝在提倡文风方面,算得上是东晋时代的汉武帝了。后来孝成帝康帝寿运短促,穆帝哀帝在位时间也不长。简文帝时文学事业突然兴起,气度深沉,风格清新,精妙语言,深厚道理,常常充满在玄学清谈的讲席上;道家思想,浓厚文采,时时流布到文学苑池上来。到了孝武帝,因为没有合适继承人,政权逐渐被刘裕转移并篡夺,到安帝和恭帝,东晋王朝就完结了。这段时期的文学家兼史学家有袁宏、殷仲文等人,孙盛、干宝等辈,虽然他们的才智各有浅深,但也像珍珠宝玉般被朝廷采用了。
自从晋朝看重文学清谈,到东晋南渡后这种风气更为流行,受清谈玄学风气的影响,文坛形成一种新的文风。所以尽管当时的世道极度艰难,但同期的文学作品文辞平静宽缓,诗歌一定是以老子庄子思想作为宗旨和归宿,辞赋只能是以老子庄子著作做讲义解释。所以我们知道文章变化总是受时代情况感染,不同文体的发展兴衰和历史时代的发展兴衰相联系,探究它的开始,总归它的终结,即使是百世文学变化也能推知。
自从宋武帝爱好文学,到宋文帝也是儒雅彬彬,宋武帝具有宋文帝的德行才华,多才多艺,文章辞采丰富。从宋明帝以下,文辞儒学的风气便衰退了。刘宋时代的士大夫中,文士像云霞艳丽众多,影响力像狂风突起。王僧达和袁淑两宗族中接连出现文才人物;颜延之和谢灵运两世家的子弟也有好几代以文采著名;还有何逊、范云、张邵、沈约等人,多得不胜枚举。这里只就当时著名的文人,约略说下大概情况。
到大齐建国后,国运昌盛。齐高帝英明创业,齐武帝善于继承,文惠太子富有文采,齐明帝加以发展:他们都有天才,前途光明远大。当今皇帝刚刚继位,文化学术普遍开展;山川钟灵毓秀,产生了大量卓越的作家;像乘着神龙飞跃天上,像驾着良马驰骋万里。著作和制度都超过了周汉两代,简直和唐虞时期的文章一样,正当兴盛之际!对于这些既有巨大教育意义,又有美好文采的作品,我哪敢妄加论述?分析评论的工作,请交给高明的评论家吧。
总结:
在这十个朝代中,文学经历了许多的变化。时代是中心,文学围绕着它不断演进。
文风的朴质与华丽随时而变,文坛的繁荣与衰落也与世相关。历史虽然很长久,只要掌握文学和时代的关系,就清楚得如在眼前了。
文心雕龙时序赏析
《时序》的“时”是时代,“序”是顺序。“时序”即时代发展。本篇就从历代文学创作的发展变化情况,来探讨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系。
全篇分五部分:一、讲先秦时期的文学情况。二、讲两汉时期的文学情况。三、讲建安、正始文学情况。四、讲晋代文学情况。五、讲南朝宋、齐文学情况。
本篇是一篇文学简史或文学简史论,集中讨论了各代文学的发展变化和原因。刘勰提出“十代九变”,可以看出他是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文学的;更重要的是在探讨各代文学发展变化的原因时提出了精到的见解。首先,他认为文学创作和社会现实之间有复杂的关系,作出了“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科学论断。其次,从各代文学的继承发展中看到了文学一经产生,即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文学自身发展规律对于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作者简介
刘勰(约公元465——520),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汉族,生于京口(今镇江),祖籍山东莒县(今山东省莒县)东莞镇大沈庄(大沈刘庄)。他曾官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颇有清名。晚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创办(北)定林寺。刘勰虽任多种官职,但其名不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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